制台见到洋人，就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十足的奴才相。
但在压片战争前，可不是这样的，大到乾隆皇帝，小到县官商官，在洋人面前是要端足天朝架子的。
在他们眼里，洋人就是一群来讨饭吃的“蛮夷”。
1823年初春，英国商人威廉·渣甸来到粤省，打算接管一家英国私人贸易公司。
在粤省这个地盘，他迫不及待想要拜会的，不是两广总督阮元，也不是广东巡抚陈中孚，而是他的偶像、怡和行掌门人、大清首富伍秉鉴。
渣甸第一次见伍秉鉴的时候，心里的忐忑不亚于制台见洋人。
在十三行的公堂上，渣甸看到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名叫“皇朝山海万国朝贡图”。
在地图上，位于中央的正是大清帝国，面积几乎占了整个世界的二分之一，周围零零散散地分布着英格兰、西班牙、丑国等弹丸之国。
地图两边配了一副对联：四海连天万国恭顺觐朝贡，九州动地皇恩浩荡赐贸易。
渣甸看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正恍惚间，只见一位身穿官服的小老头从内堂走了出来。
没错，他就是怡和行的老板、十三行行首伍秉鉴。
小老头尖嘴猴腮，留着两撮小胡子。
伍先生这副尊容，令渣甸一时难以将他和大清首富、贸易领袖联系起来。
谈完正事后，渣甸多了一句嘴，他说：
“伍老先生，这幅世界地图不对啊，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我改天送您老一个地球仪吧。”
伍秉鉴脸色立刻煞白，急忙摆摆手：“渣先生你可千万别啊，会要人命的。”
伍秉鉴想到的，是乾隆年间，也是一个洋人，也在这个地方，面见的也是行首——那个行首名叫陈焘洋。
对这幅地图，当时这个洋人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并送了一个地球仪给陈焘洋，想改变一下清朝臣民的错误观念。
那可是个稀罕物啊，陈焘洋自己没舍得用，打算献给乾隆，这可能是世界上拍得最惨的一个马屁了。
当时，满朝文武都以华夏为世界中心，拒绝接受任何地理新概念。
内务府将地球仪献给乾隆帝后，乾隆与一干朝廷重臣勃然大怒。
这是什么玩意，这是欺君辱国，意欲颠覆天朝上国的中央地位。
陈焘洋差点被满门抄斩，他的儿子陈寿山也冤死狱中。
每每想到这些，伍首富就胆战心惊，晚上经常彻夜难眠。
伍秉鉴虽然富可敌国，但他十分清楚，他的所有财产，都是朝廷的恩赐。
当时朝廷制定的是“一口通商”政策，只有粤省才能干外贸。
朝廷是不可能直接去做生意的，于是，就产生了“以商代官”的十三行制度。
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性，是伍秉鉴能成为大清首富的客观基础。
对此，伍秉鉴很有自知之明。
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表态，怡和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一切都得益于皇上的政策和朝廷的支持。
怡和行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朝廷给的。
如果皇上需要，怡和行随时可以上交国家。
伍秉鉴遇神就拜，生怕少拜一个。
神拜多了，自有满天神佛庇佑。
靠着这种觉悟，伍秉鉴的生意越做越大。
1834年，伍秉鉴站在了世界财富之巅，他的财产累积到了2600万银圆。
当时，丑国首富的身家不过区区700万。
与此同时，伍秉鉴的不安全感也达到了顶峰。
这年刚好发生了“律劳卑事件”，中、英两国在虎门擦枪走火，干了一架。
伍秉鉴心都吊到了嗓子眼，他知道，不管哪个国家输赢，都没有怡和行什么好处。
无奈之下，伍秉鉴决定买两份“保险”，消除后顾之忧。
一是，伍秉鉴花巨资捐了个三品顶戴，这样，他就是朝廷命官了；
二是，伍秉鉴决定搞一家保险公司，为他的怡和行留个后路。
当然，这家保险公司不能打华夏的招牌，否则，谁保谁还不一定呢。
1835年，伍秉鉴纠结了一批广州商人，由他的小粉丝——宝顺洋行的合伙人颠地出面，成立了“于仁洋面保安行”。
在现代史上，于仁洋面是第一家允许华商附股的西方企业。
但其实，这家挂着洋旗号的保险公司，是粤省商人纠合本银共同创设的。
近代史上，一提到附股、买办，人们就觉得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产物。
在过去的刻板印象中，一些华商担当洋人狗腿子，唯洋是从，敲骨吸髓，欺压善良朴素的老百姓。
真实的历史并不全是这样，许多披着“洋皮”的外资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实是华人，站台面的洋鬼子才是高级打工仔。
华商附股并不是为了“傍大款”，而是找一个法律更加健全、实力更加雄厚的国家，躲避国内经常遭遇的横征暴敛。
在一个皇权可以随意猎杀私权的环境中，这身“洋皮”就等于一层铠甲，可以远离许多“红顶子”“蓝顶子”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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