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的分歧，始于王介甫的急功近利和言行不一。”
文彦博的话语似乎回答了萦绕在吴希心中的疑惑，却又让他始终觉得这个答案并不完善。
“潞公，急功近利怎样讲，言行不一又怎么说？”
文彦博看向吴希的目光多了一分不解：“冀之何必明知故问？你那篇《维新策》对诸新法的批驳，都是王介甫急功近利和言行不一的表现。”
吴希却摇了摇头，解释道：“下官是想问，在潞公等元老重臣的心里，王相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急功近利、言行不一的？”
文彦博冷哼一声：“其人自一开始便是如此。口口声声仁义道德，使国用足而民不加赋，其人怕是早已将这个承诺抛诸脑后了吧。”
吴希默然片刻。
平心而论，旧党中人从不乏道德君子，若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受损，进而反对新法推行，只怕是要被古之仁人君子笑掉大牙的。
因此，他相信文彦博的道德水准，也相信其人所表达的观点和态度。
但是，对吴希而言，此时轻易站到任何一方的队伍中，都是绝不可取的。
想要彻底化解这次绵延数十载的党争，最重要的仍是调和两党矛盾、团结多数人一致向前。
即便是那些被利益蒙蔽双眼，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斗争而斗争的，只要向前的趋势创造出足够的新利益，则这些人也不是不可团结的。
“潞公，依您之见，国朝该以什么样的路子往前走呢？”
文彦博闻言眼中精光一闪，顿时来了表达欲：“依老夫之见，我朝许多制度称得上是积弊已深，如人之疾在腠理，当以缓缓调和温养之道。具体来说，便是谨守祖宗之法，选用道德名士，适当推行新法，缓缓裁撤冗费，交好四面友邻。”
吴希听着对方不长的话语，便已将旧党人士的基本方略罗列清楚。
一则在政治原则上，还是要遵从历代先帝订立的“祖宗之法”。
二则在用人标准上，要选择道德水平突出的正经士人。
三则在对待变革上，强调要缓行、局部推行新法。
四则在对待冗费上，也坚持不能姑息地加以裁撤。
最后在对待外国上，则是提出友好相待、诚心相交的原则。
没错，这大概就是党争大兴之前，旧党的基本施政理念，当然具体到每人一个那里，则难免还是会有更细致的不同。
如果这样看来，其实旧党也并非是绝对遵守陈旧规则的党派，他们事实上也追求变革，只是推动变革的手段和激进程度不如新党而已。
当然，党争一起，权力倾轧的双方各自红了眼睛之后，一切的初心理念也就都再顾不得了，则是另外一回事。
文彦博见吴希沉默不语，不由疑惑来问：“怎么，冀之觉得老夫说的有问题吗？”
吴希恍然，却是当即点了点头：“下官确有此意。”
吴希的肯定回答似乎超出了文彦博的预料，其人也是微微正色起来，继续发问不停。
“冀之觉得哪里有错？是全有错，还是哪一项有错？”
吴希摇了摇头：“潞公，并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说潞公是否将变革之事，看得太过轻松了？矫枉难道可以不过正吗？”
“冀之这是说的什么话，矫枉何必过正？过正难道就不枉了吗？”
“下官以为，矫枉过正是寻常道理。正如残唐五代以来，武夫当国日久，我朝艺祖杯酒释兵权，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难道不是矫枉过正的一次生动实践吗？”
此处的艺祖自然是指宋太祖赵匡胤了。
宋初，有惩于五代之武人频频动乱，宋太祖和他的幕僚班子在订立新朝制度时，自然按照矫枉过正的原则对武将们限制繁多。
吴希以这一祖宗之法去与文彦博分说矫枉是否应当过正、倒是让对方颇有些无话可说。
“冀之好一副伶牙俐齿，老夫倒也不能继续否认下去了。也罢，今日详谈已多，不妨就到此为止，我还有些公务要去处理，就不多留你了。”
面对对方的突然送客，吴希倒是显得宠辱不惊，他也知道，这一次所有谈话不过都是文彦博对自己的考校。
无论对方是否对自己的回答满意，他都已经将态度和思路表达完备，想来终归不至于让对方看轻了自己。
于是，其人便也就当即起身告辞，并请对方千万保重身体，不要过分操劳以至于损伤了自己。
文彦博也是含笑嘱托道：“我辈年老，愈发无用，屡屡生发辞退之意。如冀之你这等年轻人才是国朝未来，你且放心施为，万事都有老夫与王相公担待。”
吴希自然千恩万谢，但也没有再多表达什么，只是请对方留步之后，便转身出门去了。
自文彦博那里出来的吴希，在询问过一位吏员之后，便顺着对方所指的方向来到了枢密副使蔡挺的办公之所。
不同于文彦博的健谈，蔡挺本是边州帅臣出身，多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其人不善言谈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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