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年10月，在博诺尼亚（Bononia）附近的一次会议上，屋大维、安东尼和李必达组成了第二次三巨头同盟（Second Triumvirate）。
他们的权力于11月27日由元老院（Senate）正式确认。
这一为期五年的特殊权力通过平民法案合法化，这与庞培（Pompey）、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和马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斯（Marcus Licinius Crassus）非正式组建的第一次三头同盟（First Triumvirate）不同。
三巨头同盟随后启动了清洗行动（proscriptions），在这一过程中，130到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equites）被列为不法分子，剥夺其财产，未能逃脱者甚至失去了生命。
三巨头同盟发布这一法令的部分动机在于需要筹集资金，以支付即将对凯撒刺客——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和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开战的军队的薪水。
对被捕者的奖励激励了罗马人抓捕这些被清洗对象，而被捕者的资产和财产则被三巨头同盟没收。
当代罗马史学家对于谁在清洗和杀戮中负主要责任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然而，史料一致认为，实行清洗是三派势力共同消灭政治敌人的手段。
马库斯·韦莱乌斯·帕特库鲁斯（Marcus Velleius Paterculus）断言，屋大维试图避免清洗官员，而李必达和安东尼则是发起清洗的主要责任人。
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为屋大维辩护，称他尽量宽免尽可能多的人，而安东尼和李必达由于年长且从政时间更久，敌人更多，因此负有更大责任。
这一说法被阿庇安（Appian）否认，他认为屋大维与李必达和安东尼一样，都对清除自己的敌人抱有同样的兴趣。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则表示，屋大维虽然不愿清洗官员，但对追捕敌人的热情超过了其他两位三巨头同盟成员。
普鲁塔克（Plutarch）形容清洗行动是安东尼、李必达和屋大维之间无情而冷酷的利益交换。
例如，屋大维允许他的盟友西塞罗（Cicero）被列入清洗名单。
安东尼则清洗了他的舅舅卢修斯·尤利乌斯·凯撒（Luc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64年的执政官）。
李必达甚至同意清洗他的兄弟保卢斯（Pau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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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2年1月1日，元老院追授尤利乌斯·凯撒为罗马国家的神只。
屋大维借此机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声望，强调他是“神只之子”。
随后，安东尼和屋大维派遣28个军团经由海路前往希腊对抗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和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的军队，他们二人在希腊建立了势力基础。
公元前42年10月，在马其顿的腓立比（Philippi）发生了两场战役，凯撒派的军队取得胜利，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随后自杀。
安东尼后来以这些战役为例贬低屋大维，因为两场战役的胜利主要依赖安东尼的军队。
他不仅声称两场胜利都归功于自己，还批评屋大维胆怯，将直接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马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
腓立比战役之后，第二次三巨头同盟（Second Triumvirate）重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高卢（Gaul）和西班牙行省（Hispania）归屋大维所有。
安东尼则前往东方的埃及，与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结盟。
克利奥帕特拉是尤利乌斯·凯撒的前情人，也是凯撒之子小凯撒（Caesarion）的母亲。
而李必达（Marcus Lepidus）则被留在非洲行省（Africa），其势力受到安东尼的压制，后者将西班牙让给了屋大维。
屋大维必须决定如何在意大利安置那些参与马其顿战役的数万名老兵，这些士兵曾受到三巨头同盟的承诺，将在战役后退役。
这些曾在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领导下为共和派作战的士兵人数众多，如果不加安抚，他们很可能与屋大维的政治对手结盟，同时他们也需要土地。
然而，当时已无政府控制的土地可以用作安置士兵的定居地。
因此，屋大维必须在两个选择中作出抉择：要么通过没收土地疏远许多罗马公民，要么疏远许多可能在罗马腹地发动大规模反对的罗马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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