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空如洗，早春的暖阳毫无保留地倾洒在广袤大地之上。微风轻拂，携着丝丝缕缕的温和之意，悄然唤醒沉睡一冬万物。
随着郕王案尘埃落定，皇宫再度恢复往昔的宁静。曾经往来穿梭、神色紧张的禁军，如今已安定下来，宫中再也不见当日郕王案时剑拔弩张的氛围。相反，新年伊始，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
连日的操劳，让皇帝身心俱疲。祭祀大典结束后，皇帝仅召开了一次朝会，宣布册封普安王进封建王，建王也自此成为郕王死后，当朝唯一一位一字王。
此后，皇帝便一直在宫中调养休息。除了汤思退、杨沂中等朝廷重臣每日进宫议政外，皇帝不再接见任何人。即便是后宫，他近日也极少涉足。除了建王及太监宫女日夜侍奉照料，旁人一概不准靠近。
或许是年事渐高，又或许是对朝政心生厌倦，近日来，一切军机要务，皇帝基本都交由建王负责，自己则在一旁默默观察。这既是对建王的信任，也是对他的悉心栽培与磨练。
皇帝对这一切颇为满意。自己虽无子嗣，但建王忠孝两全，自幼入宫，由自己一手培养长大，一直被当作储君来雕琢。若非郕王功高震主，势力庞大，根本无法与建王相提并论。
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建王与郕王之争，表面上是储君之位的角逐，实则反映出皇帝内心的摇摆不定。皇帝固然器重建王，但也对郕王颇为欣赏。同为宗室子弟，郕王出身底层，一路摸爬滚打，更懂得民间疾苦，行事也更为务实；而建王自幼深居宫中，对外面的世界认知大多停留在书本文章之中，对人间的艰难困苦终究知之甚少。
但对皇帝而言，能力固然重要，人品却更为关键。能力不足，尚有文臣武将辅佐；可若心存邪念，好大喜功，难以驾驭，那大宋江山必将岌岌可危。这也正是皇帝最终选择建王的根本原因。如今朝中大局已定，趁早让建王接手朝政，不失为一件好事。
眼下，皇帝要做的，一是精心安排朝中辅臣，助力建王尽快理清繁杂的朝政事务；二是那位上天赐给建王的“文曲星”，掐指一算，已有近一月时间。皇帝随即派遣御史台传旨，宣许仕林入宫面圣。
虽说皇帝看似清闲了许多，但实则依旧掌控全局，运筹帷幄。毕竟禅位一事，在皇帝眼中，既是对建王的严峻考验，也是对自己的莫大挑战。回顾历朝历代，禅位之后能有好下场的帝王寥寥无几。故而，皇帝不仅要妥善处理好建王接班的诸多事宜，更要精心谋划自己退居幕后之后，如何不被架空，得以保全自身。毕竟，他的父亲徽宗皇帝赵佶，便是前车之鉴。
见建王已能熟练地处理政务，皇帝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欣慰。他并未打扰专注政务的建王，而是唤来杨沂中，让他陪同自己前往御花园散步。
皇帝一边漫步，一边思索着眼前的局势。虽说当下金人暂时偃旗息鼓，与大宋达成和议，但故土沦陷，无论是民间还是朝堂，北伐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这些大臣也好，百姓也罢，看待问题的视角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像张浚等一众武将，自然渴望马革裹尸，征战疆场，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能；而那些文官，自幼饱读诗书，却不通政务，一心只想着收复中原，还都旧都，却全然不知朝堂每年在军费上的巨大开支，更不了解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皇帝思忖再三，却又忧虑起建王，不禁长叹一声，开口问道：“正甫，依你之见，建王如今可独当一面了吗？”
杨沂中闻言，心中一惊。他虽为皇帝亲信，但毕竟是外臣，皇室传承之事，向来不是他这样的臣子可以随意议论的。杨沂中心中一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皇帝似乎看出了杨沂中的顾虑，直言道：“朕恕你无罪，但说无妨。”
见皇帝如此坦诚，杨沂中不好再推辞，斟酌着说道：“陛下，殿下才思敏捷，气宇不凡，且忠孝两全，稍加磨练，必能成大器。”
皇帝听后，面露不悦之色，说道：“朕不想听阿谀奉承之言。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家有诤子，不亡其家。你身为国公，自当为国家着想。他日建王临朝，也需要诤臣辅佐，岂可一味迎合主上？”
杨沂中赶忙作揖请罪：“臣知罪。臣以为，殿下承蒙陛下多年教诲，人品操守皆属上乘。但无论是臣，还是其他诸位大臣，都已年事渐高，而殿下正值年少。眼下虽有老臣辅佐，可保天下太平，可他日老臣们一旦离去，殿下恐会孤掌难鸣。若陛下已决心传位于殿下，就应当早日册封太子，命其领太子东宫署理朝政。一来确立太子之位，可稳固国本，以安天下民心；二来也能让殿下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免遭他人猜忌，避免纷争；三来殿下亦可依此，建立太子府班底，广纳贤才，协理朝政，为日后夯实基础，培养贤能。”
皇帝听后，默默点了点头，似乎认同杨沂中的观点。对于建王而言，从能力上看，已足以应对眼下的政务，只是还缺一个太子的名分。但此事过于敏感，皇帝一时还难以决断，毕竟建王并非自己亲生，满朝上下虽无人明确反对，但仍需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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