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音三十一年(大明永乐十九年)元旦,总山国会宫召开合议会。
今年刘学勤意外缺席了会议,因此是首辅粟登科住持并作内阁工作报告。
去年由于新并四省之地,塞国国土面积(不包括海外行省)已经超过600万平方公里,已经与大明相当接近了。
人口从4000万陡然增长至4800万(含山东租界),经济增长势头不减,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2亿元,朝廷财政收入超5亿!
在上师的英明领导下,塞国周边国家基本都被压服,市场也对我全部开放。
国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在收入、教育、卫生及精神风貌等方面不断提高。随着【妇权法案】颁布,妇女权益明显得到改善,社会地位显着提升。
由于国库充盈,朝廷今年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除了关键公路(省际)的建设,也鼓励省内私人铁路的投资及运营。
朝廷将加大在火电站、水电站项目的投资。目前国内只有约千分之一(户)的家庭电线入户,用上了昂贵的电灯,今年将大幅提高电力的应用。
本以为会和往年一样走个过场,但粟登科随后抛出的一份议案引发了激烈讨论。
这便是被简称为“京察”的【高级官员考选制度】,被考核的对象仅指省、府两级主官,具体就是各省总督、巡抚,各府知府。
具体是知府三年一考,巡抚、总督五年一考。
考核的官员暂时针对台湾、旧港在内的十二行省以及山东租界,一个行省通常有十几个府,总共有一千多名高级官员纳入考选范围。
以前吏部也是会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但主要以约谈和舆情为依据,形式大于内容。
“制度”则采取了全新的考选模式,由四会推选的代表给主官在任内表现进行打分,打分项目包括:
经济、文教、收入、环保、卫生、廉洁、治安、风纪、勤政、效率等十个项目,每个项目10分,总共为100分。
四会各有25个名额,由四会从该省(府)治下府县抽选,名单必须上报吏部,以便日后追溯。
在吏部主官的监督下,四会代表独立打分,总分按照百人平均分记录。
这个评分将占该官员总考分的70%,其余30%仍由吏部考选司评定,但两者须相互独立且保密,最后由内阁大臣(至少2位)、吏部正、副部长均在场的情况下汇总统计。
议员看到这个提案后顿成吵成一片,观会的四会人员激动地无以复加。本来这个观政就如陪嫖看赌,观者总有种“我上我也行”的感觉,现在终于有指点江山的权力了。
虽然咱们不能执政,但能决定大老爷们的升迁,那滋味,别提多美了。
议员们基本也是赞同的,但吵的焦点主要在于这种重大权力是不是该给议员?而不是那什么不相干的四会。
第一次听说这事的官员们则集体黑了脸,这往后当官,尤其是高官可就更难了啊。讨好了上头,还要讨好下头,根本堪称地狱级难度!
不过各人心中明白,这么重要的制度,不可能是粟登科这些内阁搞出来的,这么得罪人的事情,没有老仙的授意,那是推行不了的。
的确如此,刘学勤早就跟身边人说过,“我们不再需要皇帝,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领导的变革与其说是工业革命,不如说是对治理结构的重塑,对民族文化的重构。他深知若不对权力加以约束,文化的惯性迟早会将革新的成果吞噬干净。
如果皇权继续存在,智商将被打压。没有皇帝喜欢太聪明的人,比如商人,他们见多识广,更容易突破信息茧房,而且不利出一孔,不把他们踩在脚下,皇权便不得稳固。
资本从来没有人格,它们只是权力的背锅侠。
刘学勤的顾虑在于,四会本身是否有足够高的觉悟?是否有够高的专业性?所以这次他只下放了70%的考选权,仍有三成在吏部,在他刘学勤的手上。
而没有对县一级官员采取同样的方式考选,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再者说了,所谓“纲举目张”,省府两级官员过硬,下边也很难翻起多大浪花。
那些职能型部门,更强调的是专业性,只要不出现大的贪腐问题,考核方面似乎可以松一些。
这项提案通过后,有很多官员也是高兴的。因为知府这层三年一考,这与以前等换届才有大量升迁机会不同,平均晋升的时间可能缩短了。
考选若是得了优异,你有机会从小府迁中府,中府迁大府,即使不升官,品阶也可以升一下,起码俸禄津贴能涨一涨。
去年户部可是把大伙儿的俸禄狠狠斩了一刀,知府以前拿四五百很稀松,现在也就领300块左右了。那些从六品(入门级)的干事,起薪听说有10块钱的,连工人都不如。
随后军机处提交了“军改提案”,核心是建师级作战单位,一个师有二旅,一旅为五营,每营仍为1000人,则一师共计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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