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賲十三年，全国共有981万户人家。其中388万户无需交税，或许是因为某些特殊的政策照顾或者其他原因；而530万户则需要交税，承担着国家财政的一部分责任。人口总数达到了5288万，其中4521万人无需交税，766万人需要交税。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天元王朝社会的复杂与矛盾。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同时也面临着各自的生活困境与挑战。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崩溃，犹如一颗威力巨大的重磅炸弹，在天元王朝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引发了强烈的震动与巨大的冲击。天元王朝，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大国，农业无疑是国家的命脉所在。而税收，更是与政府的财政状况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王朝早期到鼎盛时期，均田制一直是其主要的土地制度，如同国家经济大厦的基石，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运转。
均田制起源于大魏时期。大魏初建之时，为了迅速增强国家实力，打造一个强大无比的帝国，政府果断摒弃了以往的掠夺式发展方式。他们将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百姓聚集到首都平城附近，为他们逐一登记户口，让他们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归属。同时，分配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过上稳定的生活。在风太后和小文帝推行变革之际，大魏采用了“按人口分地”的创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了均田制。该制度明确规定，年满十五岁的农民可以分到两种土地：一种是露田，这是一种有期限的土地分配，在一定期限后需要归还给政府，以确保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分配；另一种是桑田，可以永久保留，成为农民世代相传的产业。农民收获的粮食，政府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征收一部分作为赋税，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开支。
为了确保均田制的顺利实施，大魏政府精心推出了三长制。五户人家组成一个邻，五个邻组成一个里，五个里再组成一个党。每个邻、里、党都分别设有邻长、里长、党长进行管理。他们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主要负责清查各自区域内的人口和征收赋税。这两种制度相互协同、相辅相成，为大魏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极大地加强了政府对地方的管控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家族的势力，打破了以往大家族对土地和人口的垄断局面，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稳定。这次改革，在历史上被称为“太合改制”，它对大魏乃至后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五十年后，大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的丞相宇文太在均田制的坚实基础上，独具匠心地融入了军事元素，创立了府兵制。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使得朝廷拥有了稳定的兵源和强大的军队。从此，均田制、三长制和府兵制成为北方国家的三大重要制度，如同三根坚实的支柱，支撑着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这三大制度一直延续到天元王朝，为王朝的建立和初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建立的天元王朝，历经数十年的战乱纷争，百废待兴，一片萧条景象。为了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确保政府各项职能的有效发挥，天元王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劳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庸调制”。租，即田地税，每年需缴纳两石粮食，这是农民对土地使用的一种赋税体现；庸是劳役，每年需为政府服役二十天，这一规定始于蛇朝开皇二年。最初为一个月，次年减为二十天，若不想服役，也可以用物品替代，这种灵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农民的实际情况；调则是人头税，男子需根据当地特产进行缴纳，体现了税收的多样性和因地制宜的原则。除了租庸调，百姓还需承担其他徭役和特殊任务，生活的负担可谓沉重。
简单来说，租庸调制就是按照家中种田的人数，不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都要缴纳“两石粮食、两丈绢布、三两棉花”。可想而知，天元初至天元盛世时期的百姓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困苦。一个天元王朝的人，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不辞辛劳。不仅要缴纳繁重的赋税，以维持国家的运转，还要随时准备奔赴战场，为国家的安宁和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好不容易立下战功获得一些田地，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可最终，朝廷一声令下，退休后土地便要全部收回，只留下二十亩永业田。子孙后代又要重新开始奋斗，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种无奈与憋屈，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其中的滋味。
显然，人们口中传颂的天元盛世，不过是一个靠剥削百姓来满足皇帝私欲的皇家辉煌时期。然而，百姓并非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也有自己的智慧和应对之策。许多有钱的地主开始偷偷买卖土地、隐匿土地、注销户口，用尽各种手段逃避税收。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应纳税人口成为国家的“隐形人”，游离于国家税收体系之外。与此同时，贪婪的皇室、贵族和官员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抢占土地，使得国家掌控的土地日益减少。土地资源的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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