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廷的使者来到朔方军中宣布以李光弼代替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这一命令时，朔方军将士哭成了一片。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场景，除了大家这几年间一直跟着郭子仪东征西讨，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外，更重要的是，任谁都知道，郭子仪这一走，大家的好日子就要彻底结束了。
要知道，郭子仪在朔方军中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以宽治军的方针，给属下的蕃、汉将领和士兵们以很大的自由度，甚至于底下人偶尔犯了什么事，只要不太过分，基本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但是李光弼就不同了，此人治军素来以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而着称，搞得从士兵到将领都压力很大，不要说不敢主动犯错误，还要争做模范，争当严守军纪的标兵。
这样的生活自然让习惯了自由自在生活的朔方军感到难以接受，于是众将士现场洒泪挽留郭子仪，还有一批士兵拦在道上不让郭子仪的马出营。
不走是不行的，郭子仪没有做叛臣的打算，但也没有当烈士，被鱼朝恩整死的意思，所以为了自己和将士们的未来，一向诚恳的郭子仪撒了一个谎，我是去送送使者而已，不会走的。
郭子仪就这样跨马西去了，没有再回来。而他的继任者李光弼则是在一个夜晚，率领五百河东军骑兵驰入东都，进入朔方军的中军大帐的。李光弼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是考虑到时局的紧张，不宜过于声张，二是因为他十分了解朔方军。
历史上的朔方军是一个成分十分复杂的存在，这是由朔方镇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据《资治通鉴》等书所记，朔方镇“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这其中的三受降城和安北、单于二都护府都是唐朝对突厥的边防重镇，当然了，换句话讲，也是大唐招怀远人，实现民族大融合的前沿窗口，因此三受降城和两大都护府的军队主要都是审军编制、以前来归降的各少数民族的战士作为主力，所以朔方军本身就是一支蕃汉混合的部队，且以蕃军为主，而参军的汉兵也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比较豪放不羁爱自由。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朔方军打起仗来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彪悍，来去如风无坚不摧，连突厥人有时都要大感头痛。
如此作风，如此战绩，使得历任节度使无人敢硬管，只能哄着这群大哥坚持为国家效力，守好边界。后来，到了郭子仪接任朔方节度使时，这一统率风格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而郭子仪也没有改变它的打算，而是因势利导，想方设法将这帮又能惹事又能打仗的刺儿头凝聚在一起，成为讨平叛军的利器。但是，李光弼对于郭子仪的做法并不认可，在他看来，安禄山、史思明之所以一叛乱就能兵临两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部队军纪松弛，以致毫无战力可言。所以，李光弼决意不惜一切代价重塑这支部队的军纪。让朔方军成为ー支既能绝对服从命令，又打得了硬仗的雄师。
李光弼带着这一雄心壮志来到了朔方军，但是オ来几天，他就发现情况比自己先前预料的还要难搞得多。
虽说他一来，随着一声令下，朔方军各部从士兵风貌到营垒卫生，甚至升起来的旗帜全都焕然一新了，但李光弼不傻，他很清楚朔方军将士们只是表面上予以配合罢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忌惮严厉的自己，怀念宽厚的郭子仪的。李光弼没有与这些人玩虚招的打算，因为他更清楚已经半年多没有动静的史思明随时都可能出动，留给唐军做御敌准备的时间不多了。那就只好一边调兵遣将，一边整顿军纪了。
传我将令：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得令后即刻来见，有重要军情相商，不得有误。
获知了李光弼的命令内容时，张用济的脸色应该并不好看，他转过身来就对部下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朔方军并非叛军，他李光弼趁夜入营，对我军如此猜忌，怎可为我主,既然朝廷已然决意要让河东军骑到朔方军的脑袋顶上来，朔方军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张用济立即派人找来了几个军中的老战友，商议应对之策。会议伊始，张用济就先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办法，这一招简单说来就是先发制人，带领精锐土兵突袭洛阳，赶走李光弼，迎回郭子仪。
这个想法看起来很疯狂，很乱来，但却是有成功的前例的。十个月前，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在了军中，朝廷闻讯便派人前去安抚众将士，顺便在部队将领中挑选王玄志的继任者，谁知朝廷的特使还没开口问话，王玄志的部将李怀玉已经抢先一步动手了。他先带人出去砍死了王玄志的儿子，然后率部把特使堵在了住处，点名要让自己的表兄弟侯希逸担任平卢军使，使者没有办法，只好按照他的要求推举了侯希逸，后来李亨在得知事情原委的状况下，为了不让平卢军叛变，也不得不任命候希逸为平卢节度副使。
节度使由军中将士自行选择和废立，这是大唐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而对于朝廷来说，这基本上可以视同叛乱，是需要坚决反对，杀一儆百的，可是此时的朝廷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而只能暂时选择默认和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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