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经济的全面管控形成了大批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权贵贪腐势力。】
大明，北京城。
“这群儒生懂什么？”
“光会夸夸其谈，嚷嚷着让利于民，让了利的部分又从哪儿来？”
“光会提问题，不会解决问题。”
“在他们口中，民是平民还是他们？”
“太子爷，你说呢？”
朱棣指桑骂槐，太子爷不搭理。
刚才让我给两万金，现在又骂我不解决问题？
您的问题不都是我解决的？筹措粮食、军费哪样不是我做的？
当年北平城之战，我还提刀上战场了，那时候您怎么不骂？
大胖不言语，朱棣也不再刺激他，把儿子气病了，朕出征的时候谁监国呢？
朱棣叹了口气，又望向天幕的文字。
其实自己挺理解汉武帝的政策，和自己的某些做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为了搞钱。
武帝是缺钱，朕也是缺钱，他好歹还有文景之治，两代皇帝给他存了些钱。
父皇为朕存的钱，都被建文糟蹋了。
自古以来，能收税的地方就那么多，土地税、人头税、商税。
不想办法到处搞钱，如何驱逐胡人？国朝的开支如何弄？
遇上天灾若是国库无钱，那就只有激起民变。
北宋，汴梁。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还没开始就暂时结束了，因为天幕出现了。
汉武帝之时，和此时何其相似。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皆是外有强敌，而内部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宜如今，要改制。
“我不相信后人会赞同桑弘羊那套！”司马光斩钉截铁的说道，明道桑弘羊，暗指王安石。
民不加赋而国强，你王安石说的好听，你是能变出钱还是能变出粮食？
王安石面色如常，不冷不淡的回道：“我看后世之人倒不像会认同搞割地赔款那一套。”
一句话嘲讽了无数人，活着的、死了的，都被嘲讽到了。
但王安石无所谓，变法只需要得到官家的支持就可以了，反正这群人本来也不支持自己。
只要官家支持，这群人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权，总会有人转投过来。
到时候还会厚颜无耻的说一句：“当初介甫一句话惊醒梦中人，骂的好！”
【在桑弘羊看来，这些人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问题，却提不出任何创见，只会夸夸其谈，却提不出解决办法。
于是桑弘羊抛出了三个问题：
一：国家运转需要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政府专营制度，帝国如何得以维持？
二：一旦遇到战争天灾等急需的额外开支，国库空空如也，势必激发民变，不与民争利，钱从哪里来？
三：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资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这就是着名的桑弘羊之问，不但让盐铁会议上的儒生哑口无言，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历代驳斥桑弘羊的人杨雄、司马光、刘世培等等都无法实质性的回答这一问题。】
北宋，汴梁。
“呵呵。”
王安石一声冷笑，我还以为有什么高见能够驳斥我，原来也是夸夸其谈，枉我为了这场辩论准备如此之久。
【事实上桑弘羊之问归结起来只有一句：即强国和富民不可兼得。
如果不保持对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如何得以维持？
比起什么百姓的生活，什么施仁政、行仁义，这才是历代治国者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问题。
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历代的君主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我们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
【此后的2000余年几乎每一个王朝，他们的命运正是取决于君王对这一两难问题的回答。
汉武帝走强国路线，朝廷强大，举全国之力战无不胜，但是民间百业萧条上至官绅、下至百姓都被层层盘剥掠夺，百姓饱受贫困之苦，朝廷最终亡于民变。
盛唐走富民路线，废除管制权力下放地方，因此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藏富于民，但朝廷弱干强枝，财政紧张、商人骄横、将士膨胀、最终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转衰，各地藩镇割据，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朝廷最终亡于军阀。
国强则民变，民强则国乱，这正是桑弘羊之问的死循环。
纵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无法逃脱盛世的轰然倒塌与惨烈的亡国之祸。
在帝国的体制下，君主的励精图治或者昏庸无道，休养生息或者好大喜功，尽管过程不同，但导向的都是相同的结果。
正如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许这才是桑弘羊之问的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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