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亢是以六品延州府通判的身份走的，可李祯的训斥圣旨上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三品光禄大夫。
张亢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升官了，被训斥一顿后，传旨太监什么也没说转头就走了。
于是张亢就继续率领义从帮于阗王国抗击喀喇汗国。
这是一笔糊涂账，司马光也没在意，盯了陈恪三年，总算找着机会了。
装了三年的陈恪不再装了，率五万水路大军去倭国要赔偿银子。
这事他有理，最高大理寺的最终判决很快下来，倭国赔偿张午两亿两白银，大明寺代鉴真和尚赔偿张午十万两白银。
判决书下达，张午立刻将两亿两白银的赔偿款上交国家，自己跑到苏州找大明寺要银子去了。
大兴王朝欣然接受这笔爱国银子，派使者出使倭国要钱，陪同者就是横山忍和松鹤仁。
可这笔钱要了两年倭国也不给，李祯震怒，派陈恪率兵出海讨要，一战灭其全部水师，随即大军登陆，再战歼灭五万倭寇，直逼京都。
他与倭寇打了将近一年，杀寇二十余万，倭国死伤民众五十余万，刮地五尺有余才运回五百余万白银。
此战过后，回到兴京的他再次进入隐士状态。
但司马光决定弹劾他，“陈恪竟在倭国的最高山上立了一座碑，刻上五个大字，‘我带兵来了’，这是什么意思？”
司马光的弹劾折子暗指陈恪筑坛祭天，这是犯忌的事，只有天子才有这个权力。
弹劾折子递上去，悲哀地发现再无下文了，有同僚劝道：“大学士只在碑上刻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怎么靠也靠不上筑坛祭天，你就别提了。”
这位同僚说的不错，可司马光实在忍不住了，抓住一件事就要将他扩大。
可这事却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司马光悲哀地发现，满朝文武没一个愿意得罪陈恪的，李祯说句话，“陈恪觉得兴侯这个名挺好听，不想当国公，就担任观文殿大学士吧。”
满朝文武一齐说：“皇上圣明。”
于是他就是观文殿大学士了，二十四岁的正一品官员，却还是不上朝，每天去讲学，然后去观文殿看书，下班回家。
这样的生活连司马光都佩服，可他俩有私怨，他必须紧紧盯着他。
三年后又有一次机会，律国就要被女真人灭了，这时想起向大兴王朝求救了。
李祯答应的非常痛快，据说是跳起来答应的，一副久旱逢甘霖的兴奋表情。
他不仅答应的痛快，出兵也痛快，曹穆再次披上战甲担任主帅，以折克行的定远军为先锋，曾乐行、张勇、郭昌分别率领三至五万兵马分三路杀将过去。
而李祯请刘太后监国，自己亲任都统制，以陈恪为赞画长，以曾毅、王寅为正副先锋，两万龙骧新军从西北进入律国境内。
李祯的御驾亲征立刻引来女真、蒙古联军主力十万余人，双方在草原大战，一阵阵轰鸣声染红了那片草原。
大白皇帝、太子及十余名大将先后战死，联军大败，伤亡达七万有余。
而李祯意气风发，指挥龙骧新军直逼律国的上京，律帝律邵武率部众放弃上京直奔西域，被张亢打败后，率军进入土耳其。
女真败走的皇族率女真、蒙古残部奔向漠北，并一路往欧洲打去。
但这事就跟大兴王朝没关系了，李祯咧着嘴班师还朝，下步就是如何整合这些土地了。
他不操心这事，喜滋滋地计算着土地范围，怎么算都超过了大盛王朝的领土。
于是这位史册有名的圣主明君将目光转移到民富上，陈恪说，“老百姓都有钱了，你就是千古一帝。”
这个目标非常吸引他，那可是千古一帝啊！这时他才二十五岁，有理想、有目标、也有时间去实现。
而在这时，司马光送马里奥和格尼、阿蒙回国，他们在大兴王朝奋斗了八年多，成果只有四个字，“黯然而去。”
这事都怪陈恪，他们都愿意当学生了，可陈恪还像防贼一样地防着他们。
陈恪的气量狭隘，狙击一切外来文化，还绝不想让他们拿走哪怕一根针。
横山忍和松鹤仁失望地走了，马里奥他们也黯然地离开了，司马光认为大兴文化没有传播出去的原因错在陈恪。
可他实在找不着陈恪的问题，打仗他很积极，打完仗却转身就走；朝政他有份，却从不参与实施，出个主意转身就没影。
偶尔会被李祯派出去高举天子剑，砍了几颗脑袋后，又没影了。
他不揽权、不贪财，娶了两个娘子被看死了，连好色都不可能，想喝个花酒，没有哪个伎女敢陪他。
他正奔着圣人的位置走去，唯一的缺点就剩下心狠手辣了，砍贪官污吏的脑袋从不犹豫。
而他最关注的就是讲学，今天讲、明天讲，下雨打着伞、降雪披蓑衣，一天不讲都难受。
可司马光还是挑不出问题来，他的讲学好像蛮有道理。
但也不会原谅他，石镇死前没原谅他，他这辈子都没当上行政官员，都是陈恪干的好事。
他很窝火。看着王安石当宰相，又看着章惇当上参知政事，他就不能原谅他。
于是死死盯了三十多年后，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可紧盯陈恪的任务他的学生不愿接，他又没有儿女，想了一夜决定去找陈恪谈谈。
他想知道陈恪的真实想法，否则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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