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洛城，处处弥漫着墨香与纸张的清新气息。《晋时日报》第二期在万众期待中诞生了，报纸通体采用上等毛边纸，墨色浓郁，字迹清晰，整体排版疏密有致。这一期着重刊载了很多文人的文章，笔锋或锐利如剑，或婉转如流水；还精选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名士名篇鉴赏，字里行间无不彰显着文人的风骨；更有针砭时弊的时政评论，以及承接上期的下联专栏，引得众多读者争相传阅。
漫步在洛城街头，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读书人，或倚靠在茶肆的雕花木窗旁，或盘坐在青石板路边的梧桐树下，手捧着崭新的《晋时日报》热烈讨论。这是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年代，知识分子可以毫无顾忌地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地抨击朝堂上的某个贪官，更有胆大之人直接提笔写下犀利的文章。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股特殊的自由气息。
面对这种局面，朝廷上下既是痛恨又是无奈。那些养尊处优的大臣们捻着胡须，眉头紧锁，可却无可奈何。若是官府胆敢因此而抓人，必定会在一夜之间激起天下读书人的同仇敌忾。更有甚者，若是国君一时恼怒，下旨抓拿这些"口出狂言"之人，恐怕立刻就会被天下文人贴上暴君的标签，遗臭万年。这种投鼠忌器的尴尬境地，让统治者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洛城的大街小巷中，各路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他们或在富丽堂皇的宅邸中开坛讲学，或在偏僻的巷子里的书斋中切磋学问。大家各抒己见，唇枪舌剑，颇有几分古华夏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气象。有人专攻经史，有人精研诗文，更有人致力于探讨治国之道。《晋时日报》的横空出世，让这些饱读诗书却怀才不遇的读书人看到了扬名立万的希望。于是乎，很多蛰伏已久的文人墨客开始蠢蠢欲动，纷纷挥毫泼墨，只为在这张薄薄的纸上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博取那朝夕向往的功名。
这种前所未有的盛况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风潮。就连那些往日里高居庙堂，以清高自居的大儒也坐不住了。这些平日里对世俗之事不假辞色的"高人"，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他们纷纷放下身段，希望能够通过报纸这个新兴的平台阐述自己的观点，驳斥其他学派的言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能够让天下人都看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显然就成了一条通往名利的捷径。
陈府那雕梁画栋的大门前，每天从天刚蒙蒙亮就开始热闹非凡。络绎不绝的文人墨客们踏着清晨的露水而来，他们或是捧着厚厚的手稿，或是揣着沉甸甸的银袋，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前等候。甚至有人为此不惜塞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子给那些趾高气扬的门子，就是希望自己的稿子能够尽快发表在报纸上。门子们收了银子，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可转身时眼中却闪过一丝不屑。
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自诩清高的文人们，此刻却不得不放下身段，低眉顺眼地站在陈府的朱漆大门外。有的甚至会特意打听陈元庆的喜好，带些珍奇礼品来讨好。这情形，若是让他们的学生看到，怕是要跌破眼镜。
往日门可罗雀的陈府，转眼间就变得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每天前来拜访的贵客多如牛毛，从四面八方涌来，马车络绎不绝，将整条街道都堵得水泄不通。陈元庆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脸上虽然堆着笑容，接待着一位又一位的"高朋"，心中却将这些表面上恭敬，实则心存鄙夷的所谓的文人墨客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这种现象与后世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世，某某网站或者杂志社要刊载某人的文稿，那是要支付给作者稿费的，甚至还要给予作者各种优厚待遇。可是现在，这个规则却完全颠倒了过来。这些文人墨客想要在报纸上刊载自己的文章，不仅需要走关系，还得自己支付银子。有时候为了能让自己的文章排在显眼的位置，还得给陈府内的门子家奴塞上一些"辛苦费"。家奴们收了银子，自然对这些文章"另眼相看"。
总而言之，为了博取一个名声，这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文人墨客可是挖空了心思。他们有的变卖家产，有的典当首饰，就为了能在这纸墨之间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这种疯狂的举动，在外人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显得再正常不过。
得到了苏大少的暗示，陈元庆可谓是如鱼得水。他堂而皇之地收取这些人的各种"捐款"，美其名曰"助印费用"。那些文人为了能在《晋时日报》上发表文章，纷纷解囊相助。这《晋时日报》还没有正式发刊就已经大赚一笔，让陈元庆笑得合不拢嘴。每天晚上，他都要花上好一阵子才能将当天收到的银子清点完毕。
当《晋时日报》再次发行的时候，朝堂上的风云突变。顾藩派系、三皇子派系以及保王派等各大势力如梦方醒，纷纷开始筹备自己的喉舌。一夜之间，整个洛城到处都是捧着一沓报纸免费发行的黑衣家奴。他们身着统一的黑色劲装，腰间别着银牌，在街头巷尾穿梭，将一份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送到过往行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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