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五次战役准备来说，最主要的是第二番作战部队向前线的开进、集结、展开和完成作战准备。
第二番作战部队由第19兵团、第3兵团和第9兵团组成。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分别在1951年2月中旬和3月中旬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第9兵团原本就在朝鲜境内进行整编补充，并已派出1个军参与第四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其余2个军则于4月中旬集结在三八线以北的平康、淮阳地区。
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由第二番部队的三个兵团负责，这是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安排。
原第13兵团的4个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以及紧随其后的第50军和第66军，已经连续进行了4次战役。
近半年的战斗中，部队一直未能得到休整和补充，减员情况十分严重，官兵们身心疲惫，实在难以再承担大规模作战任务。
要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就必须将大量的精锐力量投入战场。在第二轮作战部队中，第19兵团的3个军是最早进入朝鲜的。
在东北边防军刚刚组建时，中央军委就已将第19兵团确定为战略机动力量，部署在三线。根据计划，他们将在第9兵团（第二线兵团）之后跟进，必要时进入朝鲜参战。
第19兵团的前身是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亦即广为人知的“杨罗耿兵团”。
在解放战争后期，第19兵团改编归属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序列，受彭德怀指挥，参与了大西北的进军行动。新中国成立后，兵团指挥部迁至西安，所属部队分别驻防于陕西、宁夏等地。
1950年10月5日，奉命向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带集结，完成换装、整编任务，并开展了适应入朝作战的战前训练。
195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第19兵团19兵团下辖第63军、第64军、第65军，司令员是杨得志，政治委员是李志民，郑维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先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19兵团是最早在入朝部队中更换苏式装备的单位。这次装备升级主要集中在步兵的轻型武器，涵盖了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以及高射机枪等。
除了兵团和各军直属队以外，9个步兵师的全部武器都更换为苏式枪械。具体包括步枪支、冲锋枪6588支，轻机枪1880挺、重机枪485挺，并配发了2个基数的弹药。
这些武器刚从苏联运抵，还密封在箱子里，外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防护油。在这些武器中，最受欢迎的当属配有转盘弹匣的轻机枪和高射机枪，它们射程远、火力猛、杀伤力强。相比之下，苏式步枪显得笨重，操作不够灵活。
2月5日零时，第19兵团所属各部队从山东启程，乘火车向北方进发。
鸭绿江大桥上，满载兵员和装备的火车，一列又一列地向东疾驰，桥下冰封的江面已经开始解冻。
其中一趟军列，最前面的4节车厢，是19兵团的临时指挥部，车厢里载着包括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在内的兵团指挥机关全体人员。这4节车厢后面，加挂了10余节载满重型装备的平板货运车皮。
此时，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30余万中朝军队夺回了汉城，攻占了仁川，将美军和李承晚军队赶过了“三八”线。
2月17日黎明时分，军列经过一夜疾驰，到达朝鲜平安北道，前面就是定州。为避免沿途军列遭到敌机空袭，先期入朝的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在定州南面的这段铁路边，专门开挖了两个隐蔽列车的山洞。
为防天亮后遭到敌机空袭，杨得志命令列车就地停下，把兵团指挥机关乘坐的4节车厢与后面载运装备的平板车皮断开，让火车头把这断开的军列，分别送进两个山洞里隐蔽，等天黑后再走。
隐蔽在山洞里的这一个白天，敌人的飞机先后对这一路段轰炸了3次。开火车的铁道兵战士告诉杨得志司令员，这样的情况对于铁道兵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就是敌人所谓的“绞杀战”，目的就是要切断我军的铁路运输线。
熬到晚上，杨得志命令军列继续前进。隆隆声中，火车头从对面山洞驶出，从后面抵近19兵团指挥部乘坐的这4节车厢。
按以往操纵常规，火车头先要从后往前，将这4节车厢推向山洞另一边的出口，然后在扳道员的配合下，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扳道，将已经分成两截，藏于两个山洞的两段军列重新连接后，才能够正常行驶。
这时意外发生了。
“哐当”一声，火车头从后面顶住这4节车厢开始缓缓向前移动，向山洞的另一边出口慢慢驶去。
刚出山洞就是一个大下坡，4节车厢的速度突然就开始加快，巨大的惯性将车厢里，一些还没有坐下来的人，一个个全被甩朝后面，摔在车厢地板上，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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