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在复电志司的同时，还将该电报转发至莫斯科。两天后，乔大叔回电表示：“我已收到您1月28日发给志司的电报，赞同您的观点。从国际角度来看，不让敌军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使中朝部队对敌方进攻力量实施重大打击，这是完全正确的。”
后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多数人对电报中提出的主张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果当时接受了志司关于停火撤军的建议，局势可能不会后来如此被动。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
尽管当时要求向南进攻的计划的确超出了志愿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忽视了战场的现实情况，但对于此时不宜宣布停火撤军的判断，却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就在10天前，中国政府刚刚拒绝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提出的“先停火再谈判”决议，如果此时按照彭德怀的建议转而支持停火，并以中朝两国军队的名义发布这一决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外交上，都会显得非常不合适。
更何况，美军此次进攻的目标是将战线推进到汉江以北，至少打到三八线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朝军队宣布停火撤退，将战线维持在汉江以南，也与美军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美方绝不会同意。
既然志愿军停火撤退也无法阻止美军的进攻，那么眼前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作战。当时的问题并非是否进行第四次战役，而是这次战役应当如何展开。面对美军的猛烈攻势，志愿军的首要任务显然是组织防御，而非立刻向南反攻。
然而，中央却要求志司集中主力，沿着原州-荣州-安东的轴线一路南下推进。这种指挥显然与战场的客观形势产生了背离。
虽然持有不同看法，但在收到中央的复电后，志司依然以此为基础，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做出了相应的战役部署。在部署第四次战役时，大将军感到比第三次战役时更加勉强。
他认为，即便这次战役能够按照预期歼灭两到三万敌军，美军依然可以凭借其技术优势与志愿军抗衡，从而使志愿军难以获得两至三个月的休整时间。最令其忧虑的是，如果南下攻击受阻，未能达到预定的战役目标，整个战局就有可能陷入被动局面。
鉴于此，志司建议中央加快后续部队的入朝准备，以便在需要时稳定战局。至于要求将战线推进到大田、安东之线以北的地域，志司在具体作战部署中并未详细提及，只是模糊地回应了一句“首战得手后再看情况”，留下了一定的余地。
2月4日，金日成再次来到君子里，与大将军就第四次战役问题进行了磋商。大将军先向金日成汇报了当前的战场形势，特别是第50军在汉江以南的防御作战情况。金日成对此表示认同，认为应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轻视敌人。
同时，他提出，此次如果无法打到安东和大川地区，能够守住汉江南岸一线也算是不错的成果；等到准备充分后，特别是修复飞机和机场（如果没有飞机，坦克的作用也有限），若能在5月发起总攻，那就更加理想。
大将军建议，如果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就拟给伟人发一封电报，除了调动第19兵团之外，原计划从西南调来的三个军依然希望能够调过来。
2月5日，志司电告中央，报告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大将军对这次战役所表达的“勉强态度”，仅限于高层内部的意见交流，这并未对前线部队的动员及各项实际准备工作产生影响。
为使部队迅速由休整状态转入作战状态，大将军签署了志愿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指示。指示中指出：由于敌军向我方进攻，原计划的两个月休整工作应立即停止，全面转入作战。此次战役是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部队普遍存在休整需求，作战思想准备不足，兵力尚未补充，粮食和弹药等物资问题也未完全解决。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全力以赴，确保此次战役取得圆满胜利。
志愿军政治部的这份指示非常值得一读，它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志愿军如何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
即使面对困难，我们也必须迎难而上。如果因为畏惧困难而选择逃避战斗，未来将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不仅会拖延朝鲜战事的进程，还会让我们在争取最终胜利时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志司与中央军委在战役后勤保障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部署。
1951年1月下旬，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
会议结合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千条万条，后勤运输是第一条”的方针，并确定了保障前线供应的七项措施，其核心在于全力打造一条“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此次会议对加强志愿军后勤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朝鲜战场的后勤领导机构得到完善，后勤力量也进一步增强。
2月，中央军委任命周纯全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为第一政委，同时由周纯全、张明远和杜者蘅组成前方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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