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汪氏三兄弟全部被人民政府作为恶霸逮捕，判了重刑。汪西凤的嚣张气焰自然彻底熄火，此时她没了依靠，更加不肯离婚了。但曾显聪铁了心，况且已有相好喻雅仙，非要离婚不可。当时的司法政策规定，以上海解放当天为界，旧政权法院已经宣判的民事类财产型案子（包括有财产分割内容的离婚案），一定案值以下的一律维持原判，不予复查；超过一定案值的案子，凡是原告或者被告向旧法院提出上诉的，上诉无效，但可以重新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些规定并未登报公布，别说寻常当事人了，就是律师也不一定知晓。曾显聪的律师是“三青团”积极分子，虽无具体罪恶未受追究，但他比较识相，不敢再出头露面，这种属于人民法院半内部的信息当然不会传到他耳朵里。曾显聪也蒙在鼓里，傻等了一年多，直到1951年8月才向法院提出上诉。当时对旧法院判决有异议的民事案子相当多，法院忙不过来，于是又有了新规定：上诉的案子需要先进行初查，初查通过后方才正式受理。曾显聪又折腾了好几个月，1951年12月中旬方才等到判决书，人民法院准予离婚。曾显聪、喻雅仙自是欢喜，一面催促汪西凤赶紧搬离，一面着手准备结婚。
可是，真所谓好事多磨，汪西凤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案发生时，案子还没判下来，曾显聪、喻雅仙暂时也就没法儿结婚。
然后就要说到本案的被害人喻宝珠了。这个姑娘与其母相比，更胜一筹，长相自然是继承了其母的所有优点，兼具笑容甜美，与被称为“冷美人”的喻雅仙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更加受人欢迎。十四岁那年，喻宝珠在上海大同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大江之子》中饰演了一个配角，公映后反响不错，给制片方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事，这对母女美人占尽了外在优势，内在缺陷也比较明显。由于从小被宠着，社交活动又多，喻雅仙本来是完全有条件读完大学的，却只读到初三，而且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因为那时她已经未婚先孕了。稍后，学校发给了喻雅仙一纸肄业证书。从此，喻雅仙就与高中、大学无缘了。
女儿喻宝珠在读书方面还不如其母。母女俩住在重庆南路仁安里曾家的房子里，“电气小开”曾显聪每月为她们提供的花销不菲，喻雅仙不需要工作，日子却过得比寻常人家优越得多。喻宝珠对读书并无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广泛交际，外加文艺表演——乐器她是不碰的，她下不了这份苦功夫，但她舞跳得好，溜冰也不错，还擅长表演，总是学校文娱晚会上的第一明星，还时不时被社会上的公司年会、庆典之类的请去助场。十四岁上拍摄过电影后，她更是对这种机会盯着不放，学业自然就荒废了。
喻宝珠的学习成绩原本平平，隔三差五逃学又拒绝补课，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可想而知。初二上学期，她全部功课门门挂红灯，开创了所在学校最差成绩的纪录。教导主任暴跳如雷，年级组长急得跳脚，级任老师（班主任）连跳黄浦的心都有，成绩出来后的当晚联袂紧急家访。喻雅仙闻知后却若无其事，端出茶点对老师们热情款待；喻宝珠也是满脸甜美笑容，反复向老师鞠躬道歉，连说“我要努力”。次日，昨晚家访的那三位正在校长室汇报时，喻宝珠请学校门房把一份退学申请送到了校长室。
退学后，喻宝珠更是自由自在，如鱼得水。春节前，随着若干男女到访仁安里，喻宝珠忽然成了本地段的名人。
上海的电影业改造是新政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早试点，早在1950年初，长江电影制片厂首先实行公私合营。1951年9月，昆仑影业公司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长江昆仑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以“长昆厂”为基础，联合文华影业公司、国泰影业公司、大同电影企业公司、大中华影业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和华光影业公司，组成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当时，参与联合的电影企业都把各自公司筹拍的电影项目或者剧本带往“联影厂”，其中大同公司带去的一个剧本《永远的力量》受到了“联影厂”领导的青睐，认为可以作为“联影厂”成立后的首部影片。于是，一面请作者对剧本进行修改，一面筹备拍摄，力争在当年国庆节前公映，作为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献礼片。在影片的筹备会上，众人对哪个演员饰演哪个角色作了构想，有一半以上的参会者推荐曾在电影《大江之子》中饰演过配角的喻宝珠出演《永远的力量》中的女二号。大伙儿聊得起劲，有人提议，何不去喻宝珠家里当场测试一下，立即得到响应。
于是，“联影厂”调派了中吉普、工具车（即后来所谓的“面包车”），载着十几名导演、演员、摄影师前往重庆南路仁安里，顿时引起轰动。那年头上海滩的追星风气之盛不亚于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闲人多，寻常小弄堂口停下中吉普、面包车，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待到发现从车上下来的这批穿着打扮颇显另类的男男女女中有好多竟然是平时难得近距离目睹尊容的明星，立时一传十、十传百，招来了上千围观者，把弄堂挤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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