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刑警又去电影制片厂对角色分配情况作了调查。制片厂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看中的那个美少女演员已经死于非命，刑警把几个年前曾经访问过喻家的导演、明星等召集起来开了个会，通报了喻宝珠的死讯，众人都唏嘘不已。刑警随即言归正传，问是否出现过竞争角色的情况。厂方的回答出乎他们的意料——那部剧本下马了！问及原因，所有受调查者都闭了嘴，有的点烟，有的喝茶，还有人借口上卫生间离开了。刑警便知可能有难言之隐。会后直接找党委办公室，这才知道原来剧作者已被公安局逮捕，据说是历史罪行。
这样，第三路刑警的调查也未有收获。
2月21日，专案组再次开会研究案情。组长钟乃道说，这个案件的侦查到这一步被卡住，只好考虑改变调查方向。当初法医验尸时曾有结论，说死者生前有过性关系，并有过堕胎史，但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过死者亲属、同学朋友和邻居，都称对此不知情，现在，应该将此作为重点来进行调查了。不过，这个圈子绕得比较大，我们不知道喻宝珠是去哪家医院做的堕胎手术，因此我们要做好跑遍全市医院的准备，其中包括私营医院甚至没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地下诊所。
说到这里，钟乃道忽然瞥见刑警王秀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说道：“老王有话请讲。”
四十出头的王秀木是留用刑警，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校刑侦专业，在刑事侦查方面实践较多，仅上海解放后参与破获的杀人、抢劫大案就有七八起，而且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接下来王秀木提到的线索，让众刑警似乎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这几天，王秀木跟着钟组长去仁安里走访居民，在对37号的黄阿姨进行询问时，正好来了一个邻居，是个三四十岁的妇女，姓丁。这位丁阿姨看到刑警在，知道自己来得冒昧，便说，原来这里也在调查啊，我那里刚送走小阮同志（指与钟乃道、王秀木一起调查的刑警阮嘉平），你们聊你们聊。说着就要出门，被老王唤住，说阿姨你一块儿听听，有什么刚才忘记说的可以再说说。
于是丁阿姨就留了下来，老王继续跟黄阿姨聊。说到喻宝珠生前不好好读书老是喜欢东跑西跑时，丁阿姨插嘴说，这小姑娘确实脚头散，刚才小阮没跟我说起这点，因此我也没说——我经常在外面看到这小姑娘的，戏院、电影院、饭馆门口，有一次看见她从图书馆出来，手里捧着一沓小人书（即连环画），这么大个姑娘了，还看小人书！还有一次，我去红房子医院看望生了双胞胎的侄女，看见小姑娘也在那里排队挂号，不知道是给她妈妈拿号呢，还是自己看毛病。如果自己看毛病的话，这么年纪轻轻的就看妇科，好像太那个了。
当时，老王听了也没当回事，他的心思还在投毒上，对此信息也就忽略不计了。现在领导决定转移调查方向了，王秀木马上想起了丁阿姨所说的内容。
准继父的疑点
专案组当即决定循着王秀木所提供的这条线索往下调查，指定郑寒笙、阮嘉平、王秀木三人先去仁安里，后赴红房子医院，把情况查个明白。
丁阿姨对刑警所说的还是上两天对王秀木说起的那些，没有丝毫走样。三刑警商量后，请丁阿姨跟他们去一趟红房子医院，实地指认当时喻宝珠排队的窗口位置，以便确认她挂的究竟是什么号。半路上，刑警询问丁阿姨，是否还记得去红房子医院探望侄女的具体日期，丁阿姨回忆说，应该是三个月前，那天是侄女生双胞胎的次日，即1951年11月10日。
红房子医院是沪上也是中国首家妇幼保健医院，于1884年由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成员玛格丽特·威廉逊女士捐资创建，因该医院的房顶呈红色，故被沪上民众唤作“红房子医院”。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该医院，改名为上海市妇婴保健医院，现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其医疗设施和技术力量仍处于当今中国一流水平。
丁阿姨随同刑警来到医院，指认当时看见喻宝珠排队的位置，刑警向医院一了解，说那是流产手术的挂号窗口。进一步与具体科室联系，因为说得出具体日期和时段，医院很快就查出了该时段的接诊医生。
接诊医生是个三十来岁体态微胖的女子，姓孙。孙医生查阅了自己整理的病案简况记录存根，说的确有这么一个姑娘来要求打胎，已经怀孕十一周。姓什么叫什么忘记了，即便记得只怕也是假名，不过有两个特征她还记得很清楚，一是那姑娘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好，堪称美人；二是那姑娘穿得有些另类，里面是一件红底白花的天鹅绒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浅绿色薄花呢长风衣，足蹬鹿皮高筒靴子，这套装束一看就是舶来品。刑警一听就知道孙医生没说错，因为那套衣服、皮靴在现场勘查时他们曾看见过，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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