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个刻度作为标准，可以测量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即是‘中国’”。陶寺都城遗址以及陶寺文化所展现的邦国社会结构，与“地中”概念完美结合，充分证实了“最初中国”的概念在陶寺时期就已经出现或形成。
在华夏文化中，“中”这个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华夏古代的政治观和宗教观中，“中”被视为“天地之中”。按照这种观念，上帝、天神居住在天空的中央，而当王权获得“天命”后，王庭则必须建立在大地的中心位置，以建立起人王与天帝之间最为直接的联系。
综合考古学、文献学和天文学上的研究，早至6500年前，“地中”就处在陶寺一带了，与陶寺基本上处于同一纬线的濮阳西水坡大墓即是证明，因为两地夏至日影长度大致相同。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禹画九州”之后，天下格局发生了变化。到了夏代中晚期，商先祖上甲微认为之前所测量的“地中”并非真正的地中，于是他重新进行了勘测，并最终确定地中位于嵩山一带。因此，后来夏代王庭迁至二里头。
根据陶寺考古发现，早在距今 4300 年前，晋南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这个中心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并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同时，它还具备公共权力，通过工官来管理手工业生产，并创造了独特的彩绘陶艺术，甚至出现了文字。可以说，这是一个初步发展的文明社会。
陶寺古城作为一个功能完备的都城级遗址，其宫殿建筑在超大型的夯土基址之上。这种布局模式不仅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宫室建筑，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皇宫。
此外，陶寺遗址宫城的城墙上还有两处阙楼基础，它们从宫城的南城墙上向外延伸，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礼仪之门模式。这种模式与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的样式相似，而后来的紫禁城午门也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夏先衍认真看完有关陶寺遗址的详细资料后，不禁感叹不已。这座拥有着惊人的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无疑是当时黄河中游地区最为庞大和壮观的存在。
据考证，这个时期恰好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相对应。因此，夏先衍内心深处愈发坚信此处极有可能就是尧舜的都城。
帝尧之都、岁物丰成、经天纬地、礼乐初成，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
礼制作为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为政之舆，治国之器"。
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王墓、宫城等遗迹，无不展现出一个强大而有序的"王权"社会。而那些礼乐器，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礼制"文明。
此外，最早出现的"铜器群"更是引人注目，这些都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可以说是华夏文明众多根脉中的"主"根。
夏先衍望了望外面的景色，他望见的，不仅仅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更是华夏文明数千年灿烂辉煌的见证，华夏文明就是从脚下这片大地上辐射四方。
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就在黄河中游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它走过了多元一体的发展道路，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这一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陶寺邦国时期，而成熟的标志则是二里头王朝国家的崛起。
陶寺文明作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被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与发展。这正是五千多年来华夏文明能够连绵不断的原因所在——后继文明对前有文明形态有着传承和发展。
经过一夜的休整，次日清晨，一行人精神焕发地踏上旅程。他们无暇顾及三晋的其他历史文物，径直驾车前往陶寺国家遗址公园。
抵达陶寺遗址公园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陶寺遗址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华夏文明探源工程”四大都邑遗址博物馆中最后完工以及对外开放的一座。它犹如一颗耀眼的文化明珠，镶嵌在三晋大地之上。
博物馆建筑的整个形态呈现出一个“中”字型，它坐落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中，仿佛一座沉睡已久的沉睡的巨人静静地躺在大地之上。它是时间的守护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珍珠，串联起华夏文明的辉煌篇章。
陶寺遗址博物馆的设计巧妙地利用了陶寺遗址地貌特点，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融合，现代而又不失庄重，既体现了对古代文明的尊重，也展现了时代的进步。
步入馆内，首先被一股浓厚的历史气息所包围。宽敞明亮的展厅里，展示着陶寺遗址的发掘历程和重要发现。一件件珍贵文物错落有致地陈列在展柜中，这些文物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生活痕迹，让人不禁感叹岁月的沧桑变迁。
灯光洒在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上，它们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开始缓缓讲述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博物馆内的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有心人的目光去唤醒它们沉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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