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燊喂完鸡又去喂猪，看着猪也吃得欢，高兴的叉着腰喊：“姐，明天我就去抓虫子。”
地瓜不好找，虫子好找啊。
“好。”
谢赟把地黄和黄精的根块摘下来放在一边，其余部分都扔进猪圈，这两种植物的叶子和茎都可以喂猪。
然后，她和谢燊一起站在猪圈前，看着猪在里面吃东西。
农村的猪圈不算太卫生，哪怕他们家经常清理粪便、往圈里垫新土，可它毕竟是个猪圈。
站在那里有一股酸臭味。
但是谢赟和谢燊都没什么反应，看着猪吭哧吭哧的拱着吃，俩人高兴的很。
谢赟看着自家的大黑猪，脑子里却想着自己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五十到七十年代关于养猪的各种政策变迁。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私人是不允许养猪的，之前养的猪和鸡全都直接划入公社集体，没多久就迎来了大饥荒，与之伴随的就是每年生猪出栏量的大幅下降。
没办法，又开始放开、鼓励个人养猪，还给奖励，加价收购不说，还发奖品。
比如，每收购60公斤生猪一头，奖励饲料粮15公斤、布票30尺，超过标准1公斤，增奖粮0.5公斤。全国有二十几个省份都实行了这种奖励政策，奖励物资的多少没有统一标准。
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猪肉过剩的现象，全国很多地方又鼓励大家吃“爱国肉”，工人队伍里甚至出现了“摊派”现象，工人要买五斤，干部要买十五斤，必须买肉、必须吃肉……
有的工人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降了价的爱国肉也吃不起，没关系，可以赊账，先吃肉，再给钱。
那时候吃肉也不要票了，农村大集上都是就地宰杀、就地供应，鼓励农民也买肉吃。
再后来，养猪的奖励变少了，猪肉过剩的问题也解决了，爱国肉也没有了。
要谢赟说，哪有真正的过剩哟，无非还是吃不起。
而且，这时期流行一个观点，叫“穷则革命富则修”，所有人活的都挺“禁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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