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晋文公大力整顿吏治，清除了一批贪污腐败、无能无为的官员，选拔了一批有才能、有品德、有忠心的贤能之士担任重要官职。他重用狐偃、赵衰、先轸等一批有远见卓识、忠诚勇敢的大臣，让他们为晋国的发展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晋文公打破了贵族世袭的制度，推行“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等政策。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无论是出身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才能、有功劳，都能得到重用和提拔。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晋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设立了县、郡等行政区划，选派有能力的官员进行治理。这些地方官员直接对中央负责，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使得政令能够更加畅通地传达和执行，国家的治理更加高效有序。
在经济方面，晋文公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他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降低了关卡的税收，疏通了道路，便利了贸易往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晋文公还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工具，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条件，使农田得到更好的灌溉和滋养，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同时，晋文公重视手工业的发展，鼓励工匠们创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晋国的手工业产品，如陶器、青铜器、纺织品等，在各国市场上备受欢迎，为国家创造了丰厚的财富。
在军事方面，晋文公深知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保障。他改革军制，实行“作三军”的政策，将晋国的军队分为上军、中军、下军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一名将军统领。他选拔了一批英勇善战、有指挥才能的将领担任三军将领，如郤縠、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等。
晋文公注重军队的训练，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和纪律。他要求士兵们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和精湛的武艺，还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团队合作精神。他经常亲自视察军队的训练情况，鼓励士兵们刻苦训练，为国家效力。
为了提高军队的装备水平，晋文公投入大量资源，制造先进的武器和盔甲。他还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确保军队在战争中能够得到充足的物资供应。
在改革图强的同时，晋文公积极奉行“尊王攘夷”的政策。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们对周王不再尊敬，周朝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周襄王被弟弟王子带赶出了京城，狼狈地逃到了郑国，处境十分艰难。
晋文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树立晋国威望、维护周朝正统的绝佳机会。他毫不犹豫地率领军队勤王，展现出了对周王室的忠诚和对正义的坚持。
晋文公的军队迅速行动，与王子带的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晋军士气高昂，作战勇猛，很快就击败了叛军，将王子带处死。随后，晋文公亲自护送周襄王回到京城，恢复了周王室的尊严和权威。
周襄王对晋文公的功绩感激涕零，赐予他“侯伯”的称号，承认了他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这一事件不仅使晋文公在政治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为晋国在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攘夷”方面，晋文公同样表现出色。当时，北方的狄人不断侵扰中原各国，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晋文公率领诸侯联军，勇敢地抗击狄人，保卫了中原地区的安全。
他深知团结诸侯的力量是抵御外敌的关键，因此积极与各国合作，共同应对狄人的威胁。在战斗中，晋文公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魅力，使诸侯们对他心悦诚服。
此外，晋文公还与楚国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城濮之战，成功遏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势头。
公元前 632 年，楚国为了争夺中原霸权，出兵攻打宋国。宋国是晋国的盟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深知这是一场关系到晋国地位和中原局势的关键战役，但他也清楚晋楚两国实力对比悬殊，必须谨慎决策。
经过深思熟虑，晋文公权衡利弊后，决定出兵救援宋国。他深知直接与楚军正面交锋并非上策，于是采取了迂回的战略。他先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国和卫国，迫使楚国撤兵救援。
楚国大将子玉率领军队北上，与晋军在城濮相遇。晋军兵力相对较弱，但晋文公善于用兵，他充分信任先轸等将领的谋略。
晋军采用了先轸的计策，“退避三舍”。这一举措既是兑现重耳当年对楚成王的承诺，也是一种诱敌深入的战术。楚军以为晋军胆怯，贸然追击，陷入了晋军精心布置的埋伏圈。
晋军在城濮设下重重埋伏，当楚军进入包围圈后，晋军四面出击，楚军顿时陷入混乱。晋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楚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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