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那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李定国经过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李定国逐渐掌握了战局的主动，一步步地撕开了清军严密的防线，为抗清复明的伟大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与此同时，远在后方的孙可望却被权力蒙蔽了双眼，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欲望。他早已将忠义二字抛诸脑后，心心念念的只有那至高无上的皇位。自从永历帝被其接至安龙之后，便过上了忍气吞声、寄人篱下的日子。
孙可望盘踞于贵州省城，大兴土木，营造起奢华无比的宫殿楼阁。不仅如此，他还大肆设置文武百官，俨然一副君临天下之态。起初，他尚对永历帝的名号有所忌惮，表面上仍维持着应有的尊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愈发肆无忌惮起来，所作所为竟与真正的皇帝一般无二。此时，一些围绕在孙可望身边的南明文臣们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鼓动孙可望称帝了。
云贵两地的乡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纷纷依附孙可望，他们提议称孙可望为国主，设立六部，大规模建造宫殿，任命百官，明朝的大臣雷跃龙、范鑛、任僎、程源、龚彝、朱运久、张重任、方于宣等人都成为了孙可望所任命的九卿、科道、翰林等官员。
还为孙可望制定了朝仪，更换了印章，设立了四庙，制作了卤簿，以及九奏万舞的音乐。孙可望一开始觉得不太适应，但是尝到了当皇帝的那种感觉之后，就开始改变了，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权力。
更为甚者，孙可望甚至已经为自己构想好了新的国号——“后明”，只待时机成熟，逼迫永历帝禅位于他，从而实现自己的皇帝美梦。这野心勃勃的行径，使得南明内部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然而，永历帝绝非那种甘愿束手待毙、任人宰割的愚笨之辈。此时此刻，永历那小小的朝廷早已被孙可望软禁于安龙这一弹丸之地。尽管如此，此地依然聚拢着为数众多之人。秉持着南明哪怕国破家亡亦要内部争斗不休的一贯作风，这帮人没多久便敏锐地察觉到了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存在的裂痕。
身处这般艰难处境之中的朱由榔，为了能够牢牢守住自己的帝王宝座，私下里与大学士吴贞毓秘密谋划起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二人决定派遣使者前往广西，传旨召见李定国前来护驾。
永历七年十一月，一封密敕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沉寂的夜空，送到了李定国的手中。他拆开信封，读完那几行字迹之后，脸上露出了坚毅而决绝的神情。
只见李定国紧紧握着拳头，目光坚定地说道：“只要我李定国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不会让陛下遭受一丝一毫的屈辱！请陛下暂且忍耐一下，臣这就立刻前去救驾。哪怕为此要背负孙可望的指责和怨恨，我也在所不惜，但我绝不会辜负陛下对我的信任！”
言罢，李定国又详细地向使者交代了后续事宜，并承诺一旦成功收复粤东之地，便会迅速前来迎接圣驾回宫。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卑鄙小人出现了——文安侯马吉翔。
为了巴结讨好权势熏天的孙可望，马吉翔竟然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李定国，将这件机密之事全盘托出。得知消息后的孙可望顿时暴跳如雷，他恼羞成怒地给李定国扣上了一顶“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大帽子，并以此为由下令处死了包括吴贞毓在内的永历朝十八位忠心耿耿的大臣。
经此一事，孙可望变得愈发嚣张跋扈起来。为了防止李定国返回云南，他还特意派遣手下大将刘镇国和关有才率领重兵屯驻在田州（今广西田阳一带），妄图凭借强大的兵力阻止李定国的归途。一时间，局势变得异常紧张，整个朝廷都笼罩在了一片阴霾之中……
新会之战的失利，让李定国难以在两广地区继续扩张势力。中书金公趾（即金维新）引用了《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铲除奸雄的故事，劝说李定国返回云南和贵州。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永历帝再次派遣使者前往南宁，告发孙可望“僭越逼迫”的行为。李定国接到血字诏书后，伏地痛哭，无法起身，并表示愿意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恶之人，恢复国家的江山社稷。此时，洪承畴正在实施“两粤合剿”的策略，全力以赴地围攻南宁，使得李定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因此，他决定返回贵州。
那时候，刘文秀和孙可望的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将领一起驻守在云南，他们的兵力总计有五万人左右。二月十一日这一天，李定国率领军队抵达了曲靖。此时，云南的守城将士们正在商议是否要出兵抵御。而刘文秀则悄悄地找到李定国，并表示：“我们都认为孙可望如同董卓一般可恶，但即使我们除掉了孙可望，也难以保证不会再有类似曹操这样的人物出现。”李定国听后，立即向天起誓，表示自己绝不会效仿孙可望。
当得知李定国打算前往救援皇帝时，孙可望非常恼怒，于是派遣白文选迅速赶往安龙府，准备迎接永历帝前往贵阳。然而，白文选对孙可望的行为感到不满，因此他在护送永历帝的途中故意拖延行程，走走停停，目的就是想让李定国有足够的时间去解救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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