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东晋刚刚成立的时候冒出一个王敦，南宋刚刚建立的时候出现了苗刘兵变一般，弘光政权所依靠的江北四镇——刘良佐、高杰、刘泽清以及黄得功，同样迅速地卷入了党争之中。
刘良佐，字明辅，是大同左卫人。这家伙，以前跟着李自成一起造反。结果呢，崇祯十一年十月，中了曹变蛟的埋伏，他就投降明军啦！南明建立后，还被封为广昌伯呢。崇祯十四年，他更是厉害，打败了投奔李自成的另一伙农民军首领袁时中的好几万人马，在军队里被称做“花马刘”！
刘泽清，是山东曹县人。曾经被授予辽东守备的官职，后来又加封为参将。因为抵御满清有功，官职一路升到了副总兵，接着又当上了总兵官、左都督。因为收复登州有功，还被加封为太子太师。崇祯十三年（1640），奉命镇守山东海防，后来被调到河南，去镇压李自成的农民军，结果被李自成打得大败，手下死的死伤的伤，可惨啦。崇祯殉国后，他成了江北四镇之一，被封为东平伯，驻扎在庐州。都御史刘宗周弹劾他嚣张跋扈，他也连着上了两封奏折弹劾刘宗周，朝廷没办法，只好用温和的话来调解。
黄得功，字虎山，三万卫（开原）人。此人战功卓着，因而得以升任总兵之职，并曾跟随熊文灿一同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南明政权建立后，他获封靖南伯，驻守于泸州。
高杰，米脂人，原为其同乡李自成麾下的一名猛将。因与李自成的妻子邢氏有染，他便携同邢氏一同投降明朝，并加入孙传庭的军队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时，他驻军于泗州，觊觎扬州的富庶，企图攻占扬州。幸好有史可法从中调解，将他调派至瓜洲驻守。
公元1644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建立了南明王朝。当时，马士英推荐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四位将领分别镇守淮安、徐州、扬州、滁州、凤阳、泗州、庐州和六安，也就是所谓的“江北四镇”，他们的军队驻扎在长江以北，作为抵挡大顺军南下的屏障。
这四镇其实是因为史可法的《议设江北四藩启》才得以设立的，虽然名义上属于南明，但实际上却是国中之国。这些军阀们不但将各自领地内的钱财物资、税收全部据为己有，而且还凭借拥立之功，不断地向南京朝廷索要粮饷。此外，这四镇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有时甚至还会相互攻击。这样一来，原本就虚弱的南明政权更是雪上加霜，陷入了内部混乱之中。
话说史可法在扬州当老大时，原本是打算好好管理一下那四个镇，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而马士英呢，早在崇祯十五年担任凤阳总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与那些武将们打得火热了。江北的武将们之所以会找上马士英，无非就是想找到一个能够为他们发声的人。一旦马士英掌握了权力，那么江北四镇在弘光政权中的地位也就能够得到政治上的认可，并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如此一来，这一文一武的结合，使得党争愈发激烈起来！
除了四镇，军事重镇武汉还有一支比四镇更厉害的武装力量——左良玉的军队呢！
左良玉，字昆山，是山东临清人。一开始在辽东跟清军打仗，还受过侯恂的提拔。后来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里，他的部队不断壮大，自己也升成了大帅，越来越嚣张跋扈，还拥兵自重。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被封为宁南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即位后，又升他为侯，让他世代镇守武昌。
左良玉因为没参加南都筹建时的“定策”，所以在政治上比不上江北四镇，而且武汉离南京又远，马士英也不重视他。这么一来，在政治上吃了亏的左良玉就转而支持东林复社啦！
崇祯十七年六月（其实弘光已经登基，但没有改元）那会啊，出了两件大事！一是“黄澍拿笏板敲马士英的背”，二是黄澍向弘光帝告发了马士英的十大罪状。
黄澍，字仲霖，是徽州人，崇祯十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河南开封的推官，因为在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之战中坚守城池有功，升为御史，巡按湖广，监督左良玉的军队。
弘光帝即位，六月二十日，黄澍进宫上朝，说马士英有“十条该杀的大罪”，还当着弘光皇帝和大臣们的面，一条条细数马士英的罪行，讲到激动的地方，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马士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好跪下等着处置。巧的是，马士英正好跪在黄澍前面，黄澍趁机拿笏板使劲敲马士英的后背，还说“我愿意和奸臣一起死！”这一下居然没人拦着，就连弘光皇帝也只是摇摇头不吭声。最后马士英没办法，只好称病不上朝了。
黄澍这么做可不是偶然的，他不光嘴上骂马士英，还动手打，马士英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差别这么大，是因为黄澍背后有武汉左良玉的军队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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