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时候，想统一广东税收和财政无异于白日做梦。
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慢慢开始有了变化，1925年，随着国民政府两次东征，彻底打垮陈炯明，给围观的各路军阀展示了什么叫力量后，心虚的“革命军阀”们顿时变得好商量了，同意国民政府在广东统一征收税款，统一拨付军费，完成了事实上的广东全省财政统一。
统一后的广东可以提供每月140万元左右的税收收入，基本可以满足广东8万军队的军费，但国民政府的任务是北伐打倒军阀，只要大军开拔，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点军费肯定就不够看了，必须要继续开源。
在生产效率没有太大进步的前提下，想多收税，只能是存量争夺，要么从富人手里多拿点，要么继续往死里剥削穷人，没有第三条路可选，北伐之前的国民政府可是一片红色，工农大众的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找富人多收点税了。
自古以来，在地球这颗星球上，向富人收税从来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超级富豪巴菲特公开表示，他总是交不了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连续11年没交过税，2016和2017年连续两年纳税750美元，这些可能有点远，说点好理解的，房产税为啥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千百种，其实只要想想，缴纳房产税，纳税的会是哪些人？就会比较清楚了。
在秩序井然的正常国度，比如美国，虽然制定了严密的税收法律，但再严密的法律还是会有漏洞，富豪们可以高薪聘请最优秀的税务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税务筹划团队，制定出优秀的税务筹划方案，合理合法的规避掉纳税义务，完全经得起任何税务稽查，巴菲特就是这么干的，巴菲特的办公室秘书都比他交的税多，有钱真的可以很嚣张，特朗普就更加不用说了，他本身就是一个嚣张的有钱人。
在社会秩序混乱的地方，比如明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地方豪强和政府官僚勾结，组成强大的利益共享集团，政府更加收不上来税，比如土地税，按土地面积征税，地主和征税人员勾结，瞒报土地面积，税就收不上来了，比如盐税，盐商和征税人员勾结起来，瞒报数量，盐税也收不上来，在官僚系统全面腐败的情况下，政府行政部门丧失行政能力，只能作为一个摆设而已。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肯定不是的，可以从两个方向去解决，一个是纳税人，一个是征税人，比如对纳税人画红线，严刑峻法，直到今天，增值税偷税漏税到一定金额，会被判处死刑；同时可以对负责征税的政府行政人员采取措施，宋子文是这么干的，收税的人不是都腐败了吗，那换一批就是了，宋子文是美国学经济的高材生，征税手段也向美国学习，为了征收盐税，他设立了24个盐警队，专门负责盐税稽查，后来逐渐演变成宋的私人武装“税警总队”，孙立人就是从税警总队出来的。
宋子文作为精通经济的专业人士，可以设计出比较合理的税收体系，平衡各个阶级的利益分配，不至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最大限度的抽取了广东民间财富，支持北伐，生财有道，的确比那些只知道杀鸡取卵的土老帽军阀强的多。
宋子文的工作业绩非常突出，1924年政府的税收收入为861万元，1926年已经达到6903万元，两年的时间增长了约7倍。
税收增长虽然快速，但依然满足不了革命的无底洞要求，为了筹集革命经费，宋子文使出了绝招——发行政府公债，政府公债嘛，就是政府以自己的信誉做担保，印刷一张纸片片，作为债权凭证，老百姓购买后，政府承诺到期还本付息。一个正常的政府在没钱的时候，可以这么干，向老百姓借钱渡过难关，可是广州国民政府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北京还有一个北洋政府嘛，这两个政府跟斗鸡似的，随时都可能打起来，对老百姓来说，判断谁死谁活的难度太大了，广州国民政府能活到什么时候都不好说，它发行的公债能有多大的保证？大家都不愿意买。
自愿购买卖不出去，还可以强买强卖嘛，在枪杆子的逼迫下，大家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不买也得买，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和横征暴敛基本没什么区别了。
宋子文的工作成绩是以损失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很多人都开始指责他，李宗仁就当面指责他把老百姓搞的太苦了，宋子文也不否认：不这么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都有道理，只能说非常时期行非常事吧。
由于出色的工作业绩，宋子文在南方革命政府的地位直线飙升，1923年春天刚刚加入团队，1925年9月，宋子文就已经担任政府财政部长，属于绝对的高官了，无数跟着孙中山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元老都要听命于他，除了孙中山的关系外，更重要的还是宋子文的经济学专业和博士学历，在革命队伍里实在是稀有物种，也是急需的品种，所谓物以稀为贵，就是这么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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