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荆湖的五月、六月，动不动就暴雨倾盆，这给如此规模人员的转移、安置，带来极大的困难。
同时荆北四县之前已经强塞了逾三十万人口，而桑赤湖以东地域地势更为低陷，洪涝灾害更为严重，短时间内再难以围垦大量的田地。
现在包括东洲寨在内，又新增逾二十万人口，后期的安置任务也是有如磐石负背。
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隐患、稳定民心，徐怀下令将降匪以及新归附流民势力里的青壮男丁统统都编入南蔡招讨司辎兵序列。
迄止六月底南蔡招讨司除所辖天雄军后军六厢战兵以及南蔡水军三厢兵马外，辎兵规模也进一步扩张到十二万之多。
此时每日钱粮消耗已是天数，即便楚山能勉强承担下来，徐怀也是每隔旬日就写一封奏折上表朝中大吐苦水。
奏折里除了伸手向朝廷要钱要粮外，徐怀也进一步明确要求将南阳、襄阳置于楚山行营冶下，以便能利用南阳、襄阳府境内荒山河谷，去安置如此之多的饥民，为朝廷消除隐患，更好的抵挡赤扈人在这个冬季即将再将发起的强大攻势。
沉默近九个月的绍隆帝才最终下旨裁撤楚山行营，设置京襄制置安抚司，以辖汝蔡、南阳、襄阳及荆北四县，抵御京西、河洛之敌——钱尚端六月底赶到长林宣旨。
与钱尚端同时赶到长林的，还有荆南制置司参议魏楚钧以及荆北制置司兵马都部署高峻堂二人。
钱尚端乃是先帝旧臣，先帝襄阳登基之后一直都颇为器重，却在汝颍大捷前后，钱尚端又莫名受到先帝的冷落——虽说钱尚端担任知制诰一职并没有被撤除，但很少再受到先帝单独召见，却是明眼人都能看见的事实。
绍隆帝即位之后，在朝中也没有大肆改用潜邸嫡系，东西两府（政事堂、枢密院）之事依旧由周鹤、胡楷分领，这主要也是由于淮东、淮西以及荆南需要大量的嫡系人手坐镇，朝中除了汪伯潜、顾藩等人外，绍隆帝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抽调更多的人手进京辅佐朝政。
先帝旧臣虽然此时大多数都各安其位，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几个人能成为新帝的心腹嫡系，朝堂大换血是必然的。
而在这么多的先帝旧臣之中，以知制诰前来长林宣旨的钱尚端，却很显然更受新帝的重用。
因为绍隆帝的这次圣旨只是粗略约定京襄制置安抚司的大致辖地，但京襄制置安抚司的设立，还涉及大量的官吏任命、驻防、赋税等种种细节方面的安排。
绍隆帝放弃僵持，也就没有耐心再跟楚山通过一封封奏章去讨价还价。
绍隆帝此时在朝中又离不开汪伯潜、顾藩辅佐，钱尚端这次相当于是代表绍隆帝跟楚山磋商京襄制置司设立的所有细节问题。
魏楚钧与高峻堂二人赶来长林，明面上是京襄制置司设立之后，楚山与荆南、荆北的地位彻底平等起来，接下来对洞荆联军的剿抚，需要徐怀与孔昌裕、葛伯奕三人的共同意见为准。
另一方面魏楚钧作为葛伯奕的长女婿，他显然更受绍隆帝的信任，只是此时官位不显，只能是作为钱尚端的副手，介入京襄制置司诸多设立细节的磋谈。
除了钱尚端、魏楚钧之外，南阳知府宁慈、权知襄阳府事吴文澈等人也奉旨参与其事。
徐怀也特地将史轸、苏老常等人召来长林，负责荆制置司设立的磋谈。
由于是具体的地域划分，朝廷初步仅仅同意将荆北三县江陵、当阳、荆门划入京襄制置司，而将荆江南岸的公安、枝江、石首等县并入澧州，与荆州以西控扼三峡的硖州，都归并到荆南制置司管辖。
然而荆襄制置司太缺土地，特别是监利县这些年人口流失严重，历年以来受水患也最为严重，可以开发的耕地资源最多，徐怀死活都要抓在手里。
除此之外，徐怀还想将此时南蔡招讨司实际控制的赤山湾划入荆州，除了尽可能多的在荆江南岸多开垦一块滩地、安置饥民外，同时也能防止日后|洞荆贼军死灰复燃。
汝蔡两州官吏，都是徐怀一言而决之，但这次即便设立京襄制置司，将南阳、襄阳以及荆州（荆北四县）划入，朝廷也不可能容忍京襄彻底的藩镇化。
南阳、襄阳、荆州三地的知州、知府等主政官员，可以由徐怀举荐，但朝廷不会同意将州府通判以及诸曹参军等官职的实际委任权都交到徐怀手里。
朝廷这次只会将宁慈、吴文澈等人召回朝中另行任用，但其他官职都要保持原任，将来的调动、任命乃至考核，也都由吏部直接辖管。
徐怀显然不可能仅仅满足知州、知府的举荐权。
倘若仅仅往州府派一两人，哪怕权柄再大，又能干得了什么事情，最终还不是被吏部任命的一干士臣架空在那里？
当然，徐怀此时也不可能奢望京襄制置司彻底的藩镇化。
除了知州、知府的举荐之外，州府兵马都监司以及县尉司的官吏乃至基层武吏，徐怀都是要直接抓在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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