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曰：
谈忠说义人都会，临难却通融。梨园子弟，偏能殉节，莫贱伶工。 伶工殉节，孤臣悲感，哭向苍穹。吟诗写恨，一言一泪，直达宸聪。
调寄“青衫湿”。
自古忠臣义士，都是天生就这副忠肝义胆，原不论贵贱的。尽有身为尊官，世享厚禄，平日间说到忠义二字，却也侃侃凿凿，及至临大节，当逢危难，便把这两个字撇过一边了，只要全躯保家，避祸求福，于是甘心从逆，反颜事仇。自己明知今日所为，必致骂名万载，遗臭万年，也顾不得。
偏有那位非高品，人非清流，主上平日不过以徘优言之，即使他当患难之际，贪生怕死，背主降贼，人也只说此辈何知忠义，不足深责。
不道他到感恩知报，当伤心惨目之际，独能激起忠肝义胆，不避刀锯斧钺，骂贼而死。遂使当时身被拘国的孤臣，闻其事而含哀，兴感形之笔墨，咏成诗词。不但为死者传名于后世，且为己身免祸于他年。可见忠义之事，不论贵贱，正唯践者，而能尽忠义，愈足以感动人心。
却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占夺了许多地方，东西两京都被他窃据。却原只是乱贼行径，并无深谋大略。
安禄山一心只恋着范阳故土，喜居东京，不乐居西京。
安禄山既入长安，命士兵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即以兵卫送赴范阳，其府库中的金银币帛，与宫闱中的珍奇玩好之物，都辇去范阳藏贮。
安禄山又下令要梨园子弟，与教坊诸乐工，都如向日对待皇帝一般的承应，敢有隐避不出者，即行斩首。其苑厩中所有驯象舞马等物，不许失散，都要照旧整顿，以备玩赏。
开元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八方来朝，周边诸多藩国在朝拜唐朝廷的时候也都会进贡一些本土的方物、奇珍，以表示对上国的崇敬之心，而东南亚的一些番邦国（如林邑、真腊等南海诸国）则往往会进献驯象、驯犀，这种在大唐倍受欢迎的珍稀物种。
在唐代以前，也有南海诸国上供驯象等记载，但是当时的舞犀、驯象的活动，只是作为朝廷在番邦来朝时的表演，以彰显朝廷威仪与四夷归附的气象，而表演的次数不多。
从唐代开始犀、象之舞才开始变得频繁起来，渐渐这类表演被用于庆典、宴席场合之中，并正式列入宫廷表演的序列。
那南海番邦诸小国自然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其所好地向唐朝上贡，因此番邦每年向大唐输送的驯象、驯犀也较为频繁。
可是这么多驯兽运来，朝廷压力其实不算小。驯象、犀又是个技术活，从训练到饲养都是一个需要日益积累、养成的过程。那些驯象、犀牛，如果离开驯兽师，把它孤零零地放到唐朝宫廷中，无人能与它们沟通交流，表演肯定不行，所以在引进这些动物的同时，相关的技术人员也需要配套到位。因此一些那些东南亚国家的“越人”、“蛮童”便会随着大象、犀牛北上，到达了长安城内，成为当时唐朝典厩令、五坊使内的驯兽专家。而那么多驯象、犀牛进入唐朝廷的苑院中饲养，对朝廷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冬天要用厚布对它们御寒，不然那些动物容易冻死。
当初天宝年间，上皇李隆基还是皇帝的时候，甚爱好声色。每次有大宴集会，先下令设太常雅乐，乐人分有坐部和立部。那坐部诸乐工，俱于宴会堂上坐而奏技；而立 部的诸乐工，则于堂下站立而演奏技乐。
雅乐奏罢，继以鼓吹番乐，然后教坊里新的歌奴与府县散乐杂戏，次第毕呈。或时命宫女，各穿新奇丽艳之衣，出至当筵清歌妙舞。其任载乐器往来者，有山车陆船制度，俱极其工巧。
更可异者，每至宴酣之际，命御苑掌管大象的象奴，引驯象入场，以鼻擎杯，跪于御前上寿，这些都是平日教习在那里的，又尝教习舞马数十匹，每当奏乐之时，命掌厩的圉人，牵马到庭前。那些马一闻乐声，便都昂首顿足，回翔旋转的舞将起来，却自然合着那乐声的节奏。
宋朝的儒士徐节孝先生曾有舞马诗云：
开元天子太平时，夜舞朝歌意转迷。
绣榻尽容骐骥足，锦衣浑盖渥洼泥。
才敲画鼓预先奋，不假金鞭势自齐。
明日梨园翻旧曲，范阳戈甲满关西。
当年此等宴集，安禄山都得有陪侍。那时安禄山从旁谛观，心怀艳羡，早已荫下不良之念。
安禄山今日反叛得志，便欲照唐玄宗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样取乐。可知那声色犬马，奇技淫物，实足以起大盗觊觎之心。正是：
天子当年志大骄，旁观目眩已播摇。
漫夸百兽能率舞，此日奢华即盗招。
那时安禄山所属诸番部落的头目，闻安禄山占得了西京，都来朝贺。
安禄山欲以神奇之事，夸哄他们。于是安禄山召集众番将士赐宴于便殿，对众人宜言道：“我今受天命为天子，不但人心归附，就是那无知的物类，莫不感格效顺。即如上林苑中所言的像，见我饮宴，便来擎杯跪献；那个厩中的马，闻我奏乐，也都欣喜舞蹈，岂非神奇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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