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88] 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
二、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
三、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
女皇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着名的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司马慎微墓志》记载，武则天称帝后的“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敕颍川郡王（武）载德诣辟召侍奉”，即公开征召和选拔“女史”，将其纳入宫廷行政体系中。于是，司马慎微之妻李氏、殷履直之妻颜氏、韦余庆之妻裴氏、张守让之妻、邓国夫人窦氏等人均成为“女史”，受到武则天重用，被委以草诏制敕的职务，武周朝十五年间很多诏敕均出自她们之手。而裴行俭之妻库狄氏被武则天拜为御正，辅佐朝政。[233] 而上官婉儿更受武则天重用，百官奏折多令其参与决断。 武则天启用的参政女官群体，除了上官婉儿之外，大多都随武则天退位而“放还初业”。
中国古代婚礼中，大都由男女新人同时跪拜。武则天称帝后，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规定举行婚礼时，男跪女不跪。宋人高承所撰《事物纪原》记载：“唐武后欲尊妇人，始易今拜。是则女屈膝下拜，始于唐武后也。” 宋人王茂在《野客丛书》中云：“自唐武后尊妇人，始易今拜，屈膝不跪”。敦煌壁画中有不少《婚礼图》里描绘了当时新妇不跪的风俗。
武则天掌权以后，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又延揽农学家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对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武则天还改制音乐机构，将内教坊改为云韶府，习雅乐，促进宫廷音乐的发展。武则天执政期间是唐代音乐过渡阶段，上承唐初的雅乐，下为唐中期燕乐、俗乐奠定基础。
天授元年（690年）七月，魏王武承嗣唆使酷吏周兴，罗织唐高宗李治之子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罪名。在押解途中，派人缢杀李素节，李上金自杀，并尽杀其诸手及支党。八月，又杀南安王李颖等李唐宗室十二人。唐朝宗室几乎被屠戮殆尽。与此同时，武承嗣还劝武则天杀掉李孝逸、韦方质等许多声望甚高，但不曲事武氏的文武大臣。大杀李唐宗室和不附己的文武大臣，无疑为武则天称帝扫清了道路。
武周补阙乔知之的婢女碧玉生得娇艳美丽，并且能歌善舞，又会写文章，乔知之特别宠爱。为此他没有婚娶。魏王武承嗣要暂时借她去教他的姬妾们梳妆，去了之后便被纳为妾，再也不放她回来了。乔知之于是写了首诗《绿珠怨》寄给碧玉，诗写道：
“
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
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
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
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
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
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
碧玉得到诗后，哭了三天不吃饭，投井而死。魏王武承嗣捞出尸体。在裙带上得到此诗，大怒，便暗示让人虚构罪状控告乔知之，竟然在南市斩杀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魏王武承嗣真甚恶毒。
武氏以亲族乡邻，均得沾恩，独爱女太平公主，尚属向隅，未免缺典，遂加封食邑三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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