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88] 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
二、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
三、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
女皇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着名的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司马慎微墓志》记载,武则天称帝后的“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敕颍川郡王(武)载德诣辟召侍奉”,即公开征召和选拔“女史”,将其纳入宫廷行政体系中。于是,司马慎微之妻李氏、殷履直之妻颜氏、韦余庆之妻裴氏、张守让之妻、邓国夫人窦氏等人均成为“女史”,受到武则天重用,被委以草诏制敕的职务,武周朝十五年间很多诏敕均出自她们之手。而裴行俭之妻库狄氏被武则天拜为御正,辅佐朝政。[233] 而上官婉儿更受武则天重用,百官奏折多令其参与决断。 武则天启用的参政女官群体,除了上官婉儿之外,大多都随武则天退位而“放还初业”。
中国古代婚礼中,大都由男女新人同时跪拜。武则天称帝后,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规定举行婚礼时,男跪女不跪。宋人高承所撰《事物纪原》记载:“唐武后欲尊妇人,始易今拜。是则女屈膝下拜,始于唐武后也。” 宋人王茂在《野客丛书》中云:“自唐武后尊妇人,始易今拜,屈膝不跪”。敦煌壁画中有不少《婚礼图》里描绘了当时新妇不跪的风俗。
武则天掌权以后,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又延揽农学家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对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武则天还改制音乐机构,将内教坊改为云韶府,习雅乐,促进宫廷音乐的发展。武则天执政期间是唐代音乐过渡阶段,上承唐初的雅乐,下为唐中期燕乐、俗乐奠定基础。
天授元年(690年)七月,魏王武承嗣唆使酷吏周兴,罗织唐高宗李治之子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罪名。在押解途中,派人缢杀李素节,李上金自杀,并尽杀其诸手及支党。八月,又杀南安王李颖等李唐宗室十二人。唐朝宗室几乎被屠戮殆尽。与此同时,武承嗣还劝武则天杀掉李孝逸、韦方质等许多声望甚高,但不曲事武氏的文武大臣。大杀李唐宗室和不附己的文武大臣,无疑为武则天称帝扫清了道路。
武周补阙乔知之的婢女碧玉生得娇艳美丽,并且能歌善舞,又会写文章,乔知之特别宠爱。为此他没有婚娶。魏王武承嗣要暂时借她去教他的姬妾们梳妆,去了之后便被纳为妾,再也不放她回来了。乔知之于是写了首诗《绿珠怨》寄给碧玉,诗写道:
“
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
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
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
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
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
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
碧玉得到诗后,哭了三天不吃饭,投井而死。魏王武承嗣捞出尸体。在裙带上得到此诗,大怒,便暗示让人虚构罪状控告乔知之,竟然在南市斩杀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魏王武承嗣真甚恶毒。
武氏以亲族乡邻,均得沾恩,独爱女太平公主,尚属向隅,未免缺典,遂加封食邑三千户。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