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暴动初期，李归伯、法庆下属部众在宗教狂热情绪的煽动下，发展势头迅猛，迅速聚集五万部众，攻克阜城县并杀死阜城县令。
大乘军打败了冀州官兵，继而围攻渤海郡城，最终渤海郡城沦陷，渤海郡太守裴约被杀害，年仅三十六岁。大乘军便屠杀渤海郡的官吏与百姓。
冀州刺史萧宝夤派遣冀州长史崔伯麟率兵征讨大乘军，却因不敌“大乘”叛军而兵败身死。
据记载，当时“寇旅既强，人无斗志”，大乘叛军表现出的惊人战斗力引起了北魏朝廷的恐慌。为镇压这一暴动，延昌四年（515年）七月，北魏政府任命元遥为征北大将军、封隆之为开府中兵参军、李虔为别将，共同率领步兵、骑兵共十万大军，出兵冀州，镇压大乘叛军。
法庆妖僧率军围攻征北大将军元遥，最终被元遥击破，元遥派辅国将军张虬率骑兵追击，最终于延昌四年（515年）九月讨破大乘，擒杀法庆并将其首级传送至北魏京师洛阳。
之后，北魏朝廷又派出酷吏谷楷赴州追捕“大乘”其他首领，李归伯被擒，冀州境内的“大乘”势力基本荡平。
延昌四年（515年）九月，胡太后下诏对年迈孤独难以存活的百姓，赡以粟（食物）、帛（衣物）。若因饥荒而失业、亲属流离而被买卖为仆隶的男女，都放任归乡。
熙平二年（517年）正月，大乘势力残部又于瀛州起事，叛军直接攻入瀛州的州城，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宇文延“率奴客战，死者数人，身被重疮”，最终将“大乘”余党消灭。
“大乘寇乱之后，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北魏朝廷为应对这一情况，在熙平二年（517年）正月，胡太后派遣大使巡行四方，询问民间疾苦，体恤孤儿寡母。同年（517年）十月庚寅，幽、冀、沧、瀛四州发生大饥荒，胡太后遣尚书长孙稚，兼尚书邓羡、元纂 等巡抚百姓，开仓放粮，赈恤百姓。同月戊戌，光州发生饥弊，胡太后亦遣使赈恤。
大乘之乱后，北魏胡太后诏令全国各个州镇城隍对佛教僧人斋会聚集严加看守，及时拘捕散播反动言论的佛教徒，从而有效地规避了佛教徒武装叛乱现象发生。
同时，胡太后还下达《禁私度僧令》，将度僧权从寺院收归国有，严格限制度僧数量，规定每年官方度僧大州限额三百，中州限额两百，小州限额一百，地方官员必须精挑细选，不得滥竽充数，若选取品行不端的人剃度为僧，以违旨罪论处，刺史首要坐牢，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维那流放到五百里外的异州为僧。从今以后全国所有奴婢都不许剃度出家，诸王及亲贵，不得奉请诸佛。有犯者，以违旨罪论处。如果有僧尼为他人奴婢剃度的，也流放五百里外。
当下僧尼大多养育亲戚和熟人的奴婢或子女，年龄大了就私度为弟子，从今开始一律禁止。有违犯者，强令其还俗，被其收养者都令其回归本家。寺主私度一人为僧，就将其流放五百里以外，私度二人就流放千里。私度的僧尼，皆是因为三长觉得罪不会牵连自己。从今有一人私度，三长也都以违旨罪论处，邻长为首，里长、党长各相降一等。如果一个县私度之僧达到十五人，郡达到三十人，州镇达到三十人，其长官全部免官，僚吏节级连坐。被私度的僧尼，全都发配到当地州府充当下等仆役。
与此同时，胡太后登顶嵩山，下诏废除各种不合礼制的祭祀，焚毁各种不是正统的杂神神像。
熙平二年（517年）正月，北魏胡太后又派遣大使巡行四方，黜退全国各地昏愚的官员，晋升贤明的官员。
胡太后临朝期间，经常亲自在朝堂策问州郡计吏（全国各州郡掌簿籍并负责上计的官员），一时朝纲整肃。
北魏在地方上置有上计吏，当上计吏来到京师洛阳时，需向朝廷汇报本地治理情况，接受朝廷质询。上计制度在胡太后临朝时期继续发挥着考课地方官员的作用，对隋唐的朝集使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熙平二年（517年）九月，胡太后下诏称“察讼理冤，实维政首；躬亲听览，民信所由。”然后表示，每月十五日，自己都将出宫亲自处理滞留的冤案。并派人到远近地方宣传，使各地百姓知悉。
胡太后还为此下令制造申讼车，此后时常乘坐申讼车从云龙大司马门出宫，来到洛阳宫城西北的千秋门，以接受投诉的冤情。
到了神龟元年（518年）八月，北魏胡太后针对冤案繁多、刑罚繁苛的现象，下诏：“京师洛阳在押的囚犯，死罪以下的都减轻一级刑罚”。
胡太后为了提高女性地位，将顿丘长公主（琅邪公主）与常山公主一并拜为女侍中。而胡太后的妹妹胡玄辉，也被她拜为女侍中。
大臣于忠的妻子是中山王尼须的女儿，颇懂诗书，胡太后也拜她为女侍中。北魏女侍中起着沟通内外朝的作用，而胡太后临朝时期，身边的几位女侍中作用至关重要，朝臣做出的决定必须经过她们的审核，提出建议以供胡太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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