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初，执掌修炼圣地的大尊者携带孔雀王，白象王，白狮王 和白马王四大护法神，以及麾下的屠魔猎人，密修者，驭兽师和巫师，训练成的邪魔联军和猛兽联军，协助松赞干布平定了席卷了藏地高原多年的战乱，统一了藏地高原，建立了声势浩大的吐蕃王朝。然而野心勃勃的松赞干布为了独揽皇权，从印度请来了莲花生大师，并不顾皇室贵族成员的反对，大肆打压本土的雍仲本教，烧毁了本教典籍和寺院，摧毁了佛像和无数的法器，勒令僧侣还俗，导致大尊者心灰意懒之下关闭了修炼圣地，并彻底将修炼圣地掩埋在冈仁波齐峰下。
随着四大护法神携带着四大法器远遁他乡之后，印度佛教在藏地高原得到蓬勃的发展，导致印度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自然引起了传统雍仲本教和王室贵族成员的不满，他们之间的纷争历时200余年而不息。
赤松德赞，这位吐蕃王朝的伟大君主，除了赫赫武功之外，最令后世教法史料作者津津乐道的便是他的兴佛之举。在他英明统治之下，佛教得以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为了弘扬佛法，赤松德赞诚邀天竺高僧寂护、莲花生，以及禅宗高僧摩诃衍（大乘和尚）相继入藏传法。他们的到来，为吐蕃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繁荣。在这三位高僧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吐蕃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民众信仰的支柱。
在吐蕃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桑耶寺应运而生。这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见证了佛教在吐蕃的辉煌。桑耶寺的落成，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以拔·赛囊为首的第一批出家僧人（“七试人”）也应运而生，他们成为了吐蕃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那一天，阳光明媚，桑耶寺广场上人声鼎沸。拔·赛囊带领着“七试人”，在众人的瞩目下，庄重地举行了剃度仪式。他们身着崭新的僧衣，心怀虔诚，顶礼膜拜，开始了修行生涯。
至此，吐蕃王朝的佛教系统在赤松德赞的推动下，完成了结构性建设，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僧伽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宗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文化传承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根系在吐蕃大地上深深扎下，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然而，在赤松德赞兴佛的过程中，苯教势力并未轻易退却，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苯教作为吐蕃本土的宗教信仰，其影响力深远，与佛教的冲突在所难免。藏文史料《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的细节：“至赤松德赞时，又迎请寂护大师，引起地方的恶神厉鬼等不悦，念青唐拉山神雷击红山宫，亚拉香波山神水淹旁塘，十二丹玛女神对人畜施放瘟疫。”这些记载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佛教传入过程中遭遇的激烈抵抗。
面对苯教的顽强抵抗，赤松德赞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公元771年（唐代宗大历六年），他颁布了政令，以国家意志的形式驱除苯教，大力弘扬佛教。这一举措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全面胜利。在那一天，赤松德赞站在宫殿之上，向天下宣布了他的决定，场面庄重而威严。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传遍了整个吐蕃大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佛教在吐蕃的地位日益稳固，成为了主导宗教，而苯教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仍然在民间保留了一定的信仰基础。
《贤者喜宴》一书记载了赤松德赞对苯教的决绝态度：“（赤松德赞）随即决定不得施行苯教，继而又将苯教书籍悉数投于河中，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这一行为象征着佛教在吐蕃的彻底胜利，苯教的遗迹被有意抹去，为佛教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与此同时，赤松德赞开始重用信佛的大臣，赐予他们“大金字告身”，使之位列众臣之首，成为了僧人大相（钵阐布），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佛教在政治上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赤松德赞对僧众给予了极大的优待，下令免除他们的纳税、军役、劳役，并以国家财政的力量供养寺院。
藏文史料《拔协》中对养僧制度有着详细的记载：“给佛教宗师每年青棵七十五克（藏制每克约等于28市斤），衣服九套，上好酥油一千一百两，乘马一匹，纸张四本，墨三锭和足够的食盐。……赐给寺院一百户属民，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这些措施确保了僧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对于寺院的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权力完全授予僧人。吐蕃的寺院和僧人不仅由所属属民供养，政府还提供口粮和生活用品，使得僧人生活无忧，社会地位显赫。
赐给寺院的属民完全由寺院管理，形成了非常稳固的依附关系，这逐渐成为了寺院庄园制的萌芽。而这些属民则成为了寺院的农奴，他们在寺院的土地上劳作，为寺院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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