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公元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便上疏文帝进行劝告。然而，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6. 英年早逝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贾谊随梁怀王入朝。不幸的是，梁怀王刘揖在途中坠马而死。贾谊深感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然而，贾谊的心情并未因此好转，他始终沉浸在自责和忧郁之中。
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他的早逝让朝野上下都感到惋惜和悲痛。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和屈原写了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三、成就和影响
1. 思想学说
儒家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
贾谊认为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他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主张施仁义、行仁政的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也对汉朝的社会现实进行了仔细考察。他认为当时社会隐藏着种种矛盾和危机：农民暴乱时有发生；诸侯王僭越礼制、割据反叛；社会风气侈靡相竞、出伦逾等。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贾谊认为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的结合，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政治统治模式。
法家
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他将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吸收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来说，单靠仁义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他主张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加强中央集权，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道家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他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2. 政治贡献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并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亲疏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力量强弱。因此他提出了“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观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这一主张在后来得到了实施对维护西汉王朝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他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对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同时贾谊还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因此主张禁奢靡之风。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他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这一主张虽然文帝未执行但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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