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甄皓个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人生中一座闪耀着希望之光的灯塔，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我深知，能否在这次改革中进入领导班子，就像一道分水岭，关系到我个人的发展前途，甚至会决定我今后人生的走向。
那分水岭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将我的人生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一机遇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 1980 年的那次重大转折。
1980 年，我从一个农业农村户口的农民，通过大队会计选拔考取为国家农业经营管理干部，如同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跳出了“农门”，从此改变了命运。那蝴蝶的翅膀轻轻扇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喜悦与自豪。而这次，如果能在改革中进入班子，那我就将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踏上乡镇科级领导岗位，这是我向更高人生目标迈进的关键一步，是我人生仕途的又一次飞跃。那飞跃就像一只雄鹰展翅高飞，冲向广阔的天空。
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机遇，很多人可能就会像路边无人问津的小草，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在底层辛勤耕耘，永远受制于人。那小草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它们的无奈与悲哀。
当然，人活一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会受到他人的制约，但身处不同层面，那种感觉就像天与地的差别。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进入领导班子意味着进取、向上，能够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那贡献就像一束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从消极的主观愿望来看，人总是向往高处，总是渴望得到更多人的尊重，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社会的认可，实现自我价值。那自我价值就像一颗璀璨的宝石，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甄皓对在改制中进入班子的渴望，就像一颗深埋在心底的种子，渴望发芽成长。那种子在黑暗的土壤中，默默地积蓄着力量。
这是符合生命本质和人生向上发展本能的，我必须积极争取，这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当年河汊乡的局势却像一团乱麻，复杂而棘手。改制之前的两套班子成员之间形成了三个派系，就像三个互相争斗的部落。
首先是以党委余书记为首的改革派。余书记就像一位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改革先锋，他的身影在这片土地上显得格外坚定。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仿佛给他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铠甲。他的身边有一位副书记黎井根。黎井根个子矮小，体态紧实，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沉稳有力。他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护着余书记的改革之路。他的行为举止中透露出一种坚韧、可靠和正直的气质。他已经年过半百，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那痕迹就像一本古老的书，记载着他的人生故事。他的行为举止还带着一个基层大队书记的烙印。
他熟悉基层的每一寸土地，了解农民们的喜怒哀乐。在农村改制的过程中，他像一位忠诚的卫士，竭力推崇大包干责任制。
他的年龄比余书记大了十来岁，但他从不以长者自居，反而对余书记言听计从，尊敬有加，仿佛余书记就是他心中的领袖。
当余书记外出学习的时候，他对内对外都竭尽全力维护余书记的形象和威望，因此，人们都打趣地称他为典型的“保皇派”。
同样被称为“保皇派”的还有管委会副主任梁、组织委员牛、宣传委员章、党委秘书曹。余书记和这帮“保皇派”们近年来像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屡遭状告，但他们却像不倒翁一样，每次都能胜诉。他们始终坚守着正义的原则，引领着发展的方向，把控着事态的主流。那主流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汹涌向前。
而另一边是以管委会主任史兰玉为头领的元老派加地方实力派们。
史兰玉是河汊本地的土着居民，他身材高挑却瘦弱，走起路来身体斜着半边肩膀直往前倾，那模样看起来就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似的。
每次看到他迎面走来，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想要上前扶他一把的冲动，可他总是像一阵风一样和你擦肩而过，让你觉得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他年近花甲，就算不改制，再过个一两年也到了退休的时候。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做起报告来却妙语连珠，那些农村谚语、歇后语被他运用得贴切得体，一套一套的，
就像一位民间艺人在表演拿手好戏。当地的百姓们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意识，这也是他相较于其他干部，特别是外地调来的干部所拥有的独特优势。
在农村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他和几个年龄相近的副主任们，仗着自己即将退休、无所顾忌的优势，就像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一直和余书记对着干。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私愤，就专门给余书记捣乱。
不管余书记的决策是对是错，只要余书记赞成的，他们就坚决反对；只要余书记反对的，他们就全力赞成，就像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时故意唱反调的某些国家一样。
他们一心只想扶植自己的亲信，不遗余力地打压余书记的威风和势力，甚至不惜超越底线，扭曲事实，完全丢弃了一名公社主要领导干部应有的底线。那底线就像一道坚固的城墙，守护着正义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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