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职任命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是登峰造极。
譬如明朝时期，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从秦朝开始传承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丞相制度。朱元璋将相权废除，加强皇权，进一步巩固了封建帝制下的中央集权。
然而没有了相权的制约，朝中大小事务都得由皇帝亲自审阅处理。朱元璋是全能选手，吃苦耐劳。但是到了明成祖朱棣这，实在是干不动了。于是，朱棣设置了内阁大学士，帮助处理朝政。
一开始，内阁大学士只是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
而后来，朱棣选用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等人为内阁大学士，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
永乐年间，内阁学士虽仅为正五品，却常参与重大政务研讨，甚至在御前审议六部要政，影响深远。其实际作用远超品秩所限，成为皇帝决策的重要参考力量。
然而正五品的官，让正二品的六部尚书证明服气听你调度。皇帝若是擅自更改内阁官员的品秩，那就是有违祖训。但古人的智慧是懂得变通的。
到了仁宣时期，就让大学士兼任六部尚书之一，后来甚至部分大学士更获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尊荣称号，其官阶提升至正一品，地位显赫。
此变化导致六部尚书在处理政务时，往往需向内阁大学士请示，实质上内阁大学士成为了六部的实际领导者。
我也灵活地运用了官职任免的招数，呼应相府提出的河长负责制，设立了都江堰的堰长，这个临时官职并没有明确的官阶，一般来说只会取决于我的正职，那就是典农校尉。
但我让成都太守兼任了我的副职，这样既变向地提高了都江堰堰长的官阶，也让都江堰治理和成都太守府合并办公成为了理所应当，这样既可以借助太守府的资源整治水情，又没有让都江堰治理工作组和太守府平级，不存在隶属关系。
“都江堰的渠首枢纽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组成，均设立河长，负责三个区域的水情工作，若治理未见成效，则对应河长问责。
这三个区域负责人，分别是谯周、灌青、和从南中来的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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