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洛特的墓地被盗，就相当于人民大会堂被轰炸之于华夏、相当于巴黎被恐怖袭击之于法国，民众要是能够忍得下这口气才怪。
但就算是如此，即便他们是怀着满心的怒火来到望海崖，但是至少在攀登通天之路的时候，信徒们都虔诚地低着头，没有人高声交谈，所有人都将怒火引人在心中，不希望自己在这条路上有任何失礼的表现。
杨海看到龙族人对派洛特的尊崇，再想到历史对于他的记载，皱了皱眉头。
按照真实的历史，派洛特是个伟大的人，或者伟大的枭雄，但是至少以他的价值观而言，派洛特不是一个值得这样去崇拜的人。
然后杨海又想起了卡尔德隆的话，叹了口气。
或许一个国家的本国当代历史本来就不可信吧。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自从好几千年之前，一个叫李世民的皇帝蛮横地从史官那里将史书要来，并将自己做错的一切都删掉开始，强权对真理的践踏就已经开始了。
（顺便吐槽一下，在唐朝之前，史官负责记录历史，他们要对真理负责，所以记录历史的那些书都是绝对不会拿给皇帝看的。那个时候，皇帝也比较自律，不会过问这些事情，别管昏庸贤能，至少都是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的英雄气概。从李世民开始，皇帝过问史书成为一种习惯，扭曲历史，强奸民意，粉饰太平，一直到今天依然难改陋习——但这就是千古明君。就现代这段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和我们经历了同样的经济阶段，各有各不同的迷茫，但是为什么人家没有大跃进，没有亩产几万斤？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不好评论我们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一系列可笑的事情更恶劣一些，还是国外的经济大萧条更加恶劣一些。但是就我个人来说，经济大萧条只是一场贫穷风暴席卷世界，人们挺过最艰难的那段时间，所有被波及到的民族都只是变得更加坚强，他们在灾难中获得了勇气，坚定了民族的信心；但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人自己的那场灾难，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10年过去，一个民族的知识份子被阉割的血性，如此而已。从此这片土地上只有政治，没有真理。一旦学术与政治相关联，学者也就不配称之为一个学者了，因为他们要被自己的政治立场左右，他们无法对真理负责。那件事情发生之前，至少我们的国家还有鲁迅这样的人物，决不弯腰，决不低头——然而最可笑的事情就在于此，某人红口白牙地称鲁迅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然后为了维护统治，又亲自用一场浩劫阉割了这个民族知识份子的血性，而且一阉割就是整整10年。这样的人配不配得上伟大两个字？我呸！无论一个人做了多少事情，只要他践踏了真理，他就不配称之为伟大。无论是多么稳固的统治都只是一时之间的快感，只有知识和真理才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到了最后，整个国家的专家叫兽全都给三鹿奶粉做广告去了，学者代表着知识，他们站在睿智的制高点上面，理应对真理负责，但是他们没有。他们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他们面对民众满口喷粪，他们面对金钱只用了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就被征服了，有道德的学者要么黯然退去，要么默默无闻的做学术，他们没有站出来的勇气和血性，他们的声音与“被需要的主旋律”相差甚远，只要政客一个眼神，他们就不敢说话了，但又不甘心随波逐流，所以只好自命清高，把头埋在沙子里。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当整个民族出现这样的普遍情况的时候，当专家和叫兽的话已经完全失去公信力的时候，那不叫经济发展的阵痛，这是灵魂的变质和扭曲。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身为学者的血性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完全地将真理踩在脚下，浩劫已经过去那么多年，这个民族的学者理应苏醒。况且，那个人他该不该为这种事情的发生负责？我说的不是10年的浩劫，而是民族脊梁的扭曲。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很明显，只不过x党绝对不会允许而已。如果这个民族的学者开始苏醒，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会不会再做些什么类似的事情？应该说李世民不是第一个践踏真理的人，还有人比他更早一些。那个人叫做秦始皇，他发动了一场叫做焚书坑儒的运动，10年浩劫只是焚书坑儒的变形而已。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阉割知识分子的血性就已经成为习惯了。焚书坑儒、修改史书、八股取仕、**、尊孔反孔，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政客还能想出什么新招来。这不叫中国特色，不叫国情不同因地制宜，如果非要给这种行为下一个定义的话，虽然下流无耻这个词远远不能形容某些人下流无耻的程度，但那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词了。长此以往，一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唯一一个乱/伦的杨振宁接受的也不是中国教育，他不在中国长大。有的人说诺贝尔歧视中国……但是别忘了，多找客观原因吧，x党信奉的那些信条里面，多找自己本身的原因不就是其中之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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