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结束之后，在血和火之中，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独特的王朝建立了。
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五十多岁的张明海称帝，立国号为华，学习唐代，尊其父张超为太祖，谥号为文宣，所以在后世张超又被尊称为太祖文宣皇帝。
登基为帝的张明海以胜利者的姿态正式摒弃了儒家，而代之以张学作为统治天下的思想基础，为此华帝国废除了孔子的神圣地位，将孔子的子孙赶到了海外殖民地。
皇帝不仅掌握了帝国的统治权，还垄断了帝国的意识形态解释权，从而建立了中华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新型统治模式。
为了支撑这一新的统治模式，帝国设立了济世院，由皇帝直接管理，济世院院士不允许超过百人，地位极其崇高，即便当朝的首辅见到院士也需要首先施礼。
其中的文史和政法分院的诸院士存在的目的就是解释和发展张学，为华帝国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
而同时设立的格物，工程，农业和医学分院的目的则是揭示自然科学的奥秘，目的是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华帝国的发展。
为了培养帝国需要的人才，帝国依托济世学院和各地的希望学堂，制定了完善的教育和人才培训计划，并投入巨大的资金，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对旧人才的依赖。
同时，帝国废除了明帝国对于人口流动的种种限制，鼓励移民。帝国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乘着战后人口大量流失，国有土地大为增加的良机，推动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农场，而对小农经济和传统的地主科以重税，或者以极其廉价的殖民地粮价加以冲击，逼迫他们移民边疆殖民地或者成为工场的工人。
华帝国对小农不仅不加以抚恤，还通过如此残暴的手段横征暴敛，激起了农民巨大的反弹，但是帝国新起，上下反应迅速，所以大批农民起义失败后，被迫含泪贱卖家产，离开内地，迁徙到广阔的边疆和殖民地，从而加强了帝国对边疆和殖民地的控制。
而大量人口外迁同时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发展，也为工场主们提供了原材料，促进了工商业的迅猛发展。
华帝国非常清楚他的统治根基在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发展扫清障碍是帝国的核心要务。
所以华帝国对内以济世钱庄改组的银行为中央银行统一货币，逐渐统一国内和殖民地市场，严厉打击地方保护，鼓励自由竞争；
对外则坚持出口为导向，不断扩张殖民地，为大量工业产品开拓市场。
这是张超给新帝国规划的发展模式，属于对内残暴，对外掠夺的帝国主义模式，所以帝国必须长期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镇压内外。
所以从建国之初，华帝国就给予军队崇高的地位和荣誉。为了保证国家对于军队的控制，张超的新式建军模式从帝国成立之初就被严格执行，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坚持军政分开，严格限制政府和军队之间互相干涉。
而在行政方面，华帝国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形成了中枢，省，府，县，镇五级统治模式，官吏混同，所以必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
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华帝国成立了直属中央的国税局，并授予国税局强大的内务部队。
在国税局成立之初，皇帝张明海训示重臣，什么时候国税局收不到钱了，中华帝国就要灭亡了，将帝国的存亡与国税局挂钩，以加强其权威。
新兴的华帝国为了拉拢地方势力，在中央，省，县成立了三级议会，只有拥有一定纳税额的民众才会拥有选举权，而标准则由精英组成的济世院来决定，以避免民粹主义和寡头垄断政治。
帝国由此形成了皇帝—国士院，—内阁（军队）的平衡体系，在未来由于皇帝能力的层次不齐，皇帝这个角色的权威地位逐渐被退休的重臣和济世院的专家所代替。
为了保证张氏家族在帝国的至高无上，张明海建立了三重保证，一是帝国树立了张超的神格，二是张氏家族控制的济世银行成为了帝国的央行，三就是帝国对于张氏子弟的分封。
与明帝国完全不同，张氏家族的子孙从小必须接受严格的培养，成年之后必须从军，然后经过考核才会获得分封的资格。王子只能分封在殖民地和边疆，待在长城之内一概不允许分封，只能靠着一份年金度日。
王子一旦被分封，就会被授予重权，成为独立的王国，除了军事外交受到中枢，经济受到济世银行的约束外，其余一概自主。
所以帝国对于分封十分小心，张明海继位之后，立下大功的兄长张明镇就被封为蒙古王，帝国将庞大的蒙古地区分封于他，张明镇和他的子孙在帝国的支持下经历三代才完全控制了蒙古，势力东至大海，西至西域，北至冰原。
所以在未来，帝国为了分裂这个蒙古王国费劲了心思，而几十万蒙古骑兵虽然不能进入中原，但一直制约着帝国的权臣不敢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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