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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2220:32北京新京报官方账号
重新认识毒与药：“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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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是中国传统药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中国医学的形成期，“毒”的意涵比现在它所承载的负面意思更复杂。汉代的字书中出现了该字的一个重要释义“厚”，它暗示力量、厚重和丰足，此解释引申出广泛的含义。其他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毒”也呈现多样意涵，从有效的治理到“德”畜养万物的力量，从猛烈的药物到致命的毒物。“毒”还被用来比喻刺耳却有建设性的言语。总而言之，“毒”的两面性就在于它既可能带来益处，又可能造成危害。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早期的本草着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指向猛烈的药力，药物的治愈力正是由此而来。《神农本草经》里建立的三品分类法把“毒”作为药物分类的主要标准。有毒药物因其猛烈而具有治病的价值，但也正因其猛烈而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因此，使用毒药的艺术就是在不损害生命活力的前提下有力地祛除疾病。六朝时期的本草着作，例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猛药。它们遍布于矿物、植物、动物和食物类药物，并被赋予广泛的医疗用途。到6世纪，中国传统药学已确立毒药在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本文选自《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刘焱 着，朱慧颖 译，光启书局2024年7月版。
汉代的《史记》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将言语和药物相比较，发人深省。它说的是，后来成为汉朝开国皇帝的刘邦在京城打败秦军后，被奢华的秦宫引诱，想住在那里。他手下的将领樊哙想劝他改变主意，但刘邦不听。这时，谋士张良进一步责备刘邦沉湎于胜利的喜悦，认为这只会重蹈秦国的覆辙。张良让刘邦听从樊哙的警告，因为“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最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故事的意思很清楚：难听的话和猛药相似，让人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会使人受益。
张良的这句话如今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毒药”已被替换成了“良药”。这个更替很能说明问题，表明“毒”的意涵在历史上经历了变化。今天，“毒”是英文单词“poison”在汉语中的标准对应字。和“poison”一样，“毒”这个字也让人联想到危险、伤害、阴谋。但是，“毒”在历史上并不总是指向负面事物，它还有各种不同乃至相反的含义。这个字出现在古代中国各种医学、哲学和制度文本中，虽然在这些早期的文本中确实能看到“毒”的负面意涵，但它也能指君王的优秀品行或者猛烈的药物。“毒”的这种正面意涵在上面的故事中显而易见，它指向药物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它们能治疗疾病的关键。这个“猛烈”的概念，即其不仅可以作为毒物害人，而且可以作为药物治病的能力，是古代中国药物治疗的核心。因此，中国的医者采用大量被认为有毒的物质，并巧妙地用它们来治病。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药学，就必须掌握“毒”的两面性。
这一将毒药用于医学的重要传统起源于中国药学的形成期，即汉代至六朝时期。在此时期，各种矿物类、动物类，尤其是草木类强劲物质被纳入药用的范畴。在汉代，“毒”成为药物分类的基准，汉代的药学着作按照毒性将药物分成三品，认为有毒的药物可以治疗疾病，这是一个贯穿于整个帝制时代的治疗原则。六朝时期，中国传统药学蓬勃发展，对毒药的指定、鉴别与使用有更详细的说明。至6世纪，“毒”在中国已成为界定药物、指导治疗的核心标准。
《本草中国》第二季（2019）剧照。
《神农本草经》中的毒药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该问题将我们引向中国第一部药学专着，约成书于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这部药学经典的书名值得我们注意。“本草”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既指药物知识，又指记载此类知识的文本。正如英文单词“root”（根）有比喻义，“本草”的字面意思是“根源于草”（“本”用作动词）或“根与草”（“本”用作名词），它表明了草药在汉代药学中的显着地位。中国的本草书类似于欧洲的一类药学着作，这类着作通常称为“materia medica”，可以追溯至1世纪古罗马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的奠基之作《药物论》。这两类书都列出了许多药物，并说明每一种药物的属性、产地、外观与用途。
那么谁是“神农”呢？作为《神农本草经》托名的作者，他是一位在远古之时开创农业、造福子民的圣人。他还被认为发现了有用的药物，这为他赢得了中国传统药学创始人的名号。西汉《淮南子》记载，神农遍尝百草，为其子民鉴别合适的药物，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个故事表明，日常经验和试错的努力在古代中国药物知识的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神农的医学身份在汉代已经牢固确立，当时的文献把他和其他几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如黄帝、雷公，视为远古时期掌握了纯正的医学知识的圣人。因此，将一部书托名神农，展现了一种从想象中的辉煌过去找寻失落的药学智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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