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雅主动提出借钱给厂里，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高兴之余，我说晚上要请厂部的人吃饭，庆祝修造厂全面复产。
话音未落，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一个身穿皮衣皮裤皮靴，手里提着大头盔的小伙子，裹着一团冷风走了进来：“龙哥请客，千万别把我落下。”
我闻声转身，疾行两步，重重擂了来人一拳：“什么风把你小子吹过来了？”
这个胖乎乎的家伙，是我的兄弟卫大宝。
卫大宝经常给人吹嘘，说自己和“龙哥”是过命的交情，比亲兄弟还要亲。
我很讨厌“龙哥”这个江湖气十足的称呼，不止一次警告过他，以后不许这样叫我，不然和你断绝关系，兄弟相忘于江湖，誓不来往。
大宝压根不吃我这一套，说兄弟兄弟，有兄有弟才行，想绝交，你一个人说了不算，弟弟我同意了才能算数。
大宝说，“龙哥”这两个字他叫起来顺口，能证明咱哥俩的关系和别人不一样，能表达兄弟对你海枯石烂，天长地久的深情厚意。
听听，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
面对大宝的无赖相，无论什么样的警告和威胁都没用，我没办法，只能随他的便。
体制内的人对这类事比较敏感，一个年轻干部，在机关单位里，如果整天被人“龙哥”、“龙哥”的喊来呼去，迟早是要被领导叫去谈心的。
幸好，我参加工作时年龄小，无论在哪个单位上班，打交道的基本上都是年龄比我大的人，只有我叫人家哥的份，很少遇到叫我哥的人，所以“龙哥”这个称谓，到目前为止，使用者只有卫大宝一个人。
我自己也没想到，短短三四年之后，“龙哥”这个名号，会在古城煤老板的圈子里叫得极响，成了我林某人的代称。
卫大宝说和我是过命交情的兄弟，这话倒不是吹牛，我至少救过他半条小命。
我俩是同一批被招工到榆树坪矿的，一起参加了新工培训，又一块被分配到运输队当轨道工。
当时，我还没过十六岁的生日，卫大宝更过分，他比我小一岁，才十五岁就当了矿工，严格来说，我和他都是童工。
大宝是当地人，家就住在矿区南边的山坡上，步行最多一个小时就能回家，骑摩托的话，也就十几分钟的事。
榆树坪建矿时，征用了大宝他们村几乎所有的耕地，和村里签了协议，未来十年内，村里的适龄青年，在矿上招工时有优先权。
我和大宝参加工作的时候，榆树坪矿刚投产不久，产能正逐渐释放，每年都会招收大批新工。
当地农村的年轻人，只要愿意，都能到矿上上班，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端上国企正式工的铁饭碗。
当时，村里的人想方设法更改未成年子女的年龄，把他们塞进矿上当工人，早早开始给家里挣钱。
更改年龄在当时不难，是一种稀松平常的社会现象。
招工时，卫大宝的年龄只虚报了三岁，还不算太过分。
我知道最极端的情况是，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动不动就抹着眼泪要找妈妈的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也能成为档案齐全的正式工。
领导不敢让他们下井，只能安排在地面辅助单位，干些擦桌子扫地之类的杂活，相当于把这些娃娃们养了起来。
我和卫大宝年龄相近，都是农村出来的娃娃，能玩到一块，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轨道班的工友都比我俩的年龄大，人家不带我们玩。
上班的头半年，我和卫大宝在单位里是难兄难弟，一起上班，一起下井，一起干活，一起洗澡，一起吃饭。
大概是我们在运输队上班第四个月的一天，班长安排两个老师傅，带着大宝和我两个新工，在井下下山车场更换道岔。
一口气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有些累了，停下来休息。
两个老工人有经验，往前走了几十米，在过了车场弯道的地方坐下来聊天。
我和大宝懒得动，在轨道边找了个干燥的地方，把安全帽坐在屁股下，背靠着巷道岩壁打盹。
迷迷糊糊中，我被一连串奇怪的声音惊醒，抬头望去，只见漆黑的上山巷道远处，骤然闪过一溜火星，同时伴随着轰轰隆隆的巨响。
“跑车啦！”
脑海中闪过安全培训时看过的幻灯片的画面，我下意识地大叫一声，拽起迷迷糊糊的大宝，连滚带爬扑进了三米之外的“躲避硐”。
我俩的身体还未完全进入硐中，就见一串火光如流星般在我们身边掠过，随即便是一阵地动山摇的巨大撞击声。
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
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惧感，把大宝和我都吓坏了，我俩抱在一起瑟瑟发抖，蜷缩在狭小的峒室里。
不知过了多久，一道灯光刺破了黑暗，两个老师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从一片狼藉中爬了过来，把我和大宝扯出躲避峒，在呛人的尘雾中，用微弱的矿灯光把我俩从头到脚照了一遍，确认没有缺胳膊少腿后，他们才长吁一口气，像是被抽去了筋骨，瘫坐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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