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我组织厂部工作人员和车间主任们开了个会，在会上宣布了三个决定。
第一、给铆焊车间的职工，每人发放三十元的环境治理工作奖金。由厂财务负责，上午下班前，必须把现金发到车间职工的手里。
第二、按照之前宣布的标准，厂部决定，对环境治理工作评比的后两名进行处罚，机加车间每人罚款五元，机修车间每人罚款十元，罚款在最近一次发放工资时扣除。
由申小涛负责，立刻把环境治理工作的评比结果和厂里的奖罚决定公布出去。
第三，给铆焊车间下达六百套柱鞋柱帽的生产任务，由孙副厂长负责，尽快开工生产，确保月底前完成交货。如果人手不足，由车间自行决定，部分或全部招回本车间的临时工。
宣布完决定，我马上宣布散会，根本不给其他人留提意见的机会。
大家没有听错，我确实食言了，朝令夕改，推翻了三天前宣布的奖惩办法。
让孙建成给车间通知的是，第一名奖金每人二十元，月底前发放。
今天的决定是，铆焊车间每人奖励三十元，直接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而且是当场发放现金。
我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用一部分工友的高兴和欢呼雀跃，去刺激另外一部分不仅拿不到奖金，还要被罚款的工人，让他们觉得肉痛，让他们在后悔的同时，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有些人不是在公开打我脸，想让我难堪，给我一个下马威吗？
我又不是受虐狂，岂能没有一点反应。
林子龙不是谦谦君子，做不出你打我的右脸，我会连自己的左脸一并奉这样的恶心事。
想打我的脸，动手之前你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手掌会不会疼，有没有可能骨折。
报仇报冤须趁早，三年不晚不是我的风格，现在是这么做的，将来也会一直这么做。
受制于现实条件，处罚措施不能马上落地，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的痛感，让这个办法的效果打了折扣，那我就换个玩法：重奖。
厂里虽然很缺钱，恢复生产需要的流动资金还没凑齐，但我不想节省这笔奖金。
铆焊车间还不到五十个人，区区一千多块钱的奖金我还能拿得出来。
给一线职工发奖金，是我这个厂长的权利，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没毛病可挑。想借机找事，或者准备告黑状的人，行动前最好能想清楚这一点。
当然，这种做法有风险，有故意挑起群众对立情绪的嫌疑，有可能激化矛盾，也有引爆部分职工不满情绪的可能。
我对潜在的风险有心理准备，也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手里还有一张牌没出，一千套皮带托辊的检修任务，能让机加机修车间的现有职工忙活两个来月。
完成这两个生产任务，会有好几万利润，能给大家补发一部分期盼了许久的工资。
我不相信，这样实实在的经济利益，化解不了职工们对我这个新厂长怀疑和抵触的情绪，化解不了眼前这点矛盾。
任何时候，现实的经济利益都是见效最快的工具和手段。
炸弹已经扔了出去，我现在可以耐心等待，冷眼静观事态的发展。
铆焊车间的工友的笑逐颜开，把手里刚领到的新票子摔得啪啪响，不用主任安排，争先恐后涌进车间，主动做起了生产准备工作。
机加车间主任马秀兰，是个泼辣的东北大嫂，不仅体格大，嗓门大，脾气也大。此时她双手叉腰，站在车间门口，用超过高音喇叭的分贝，用大渣子味浓烈的东北话，在骂自己车间的工人。
“你们这群瘪犊子，老娘让你们打扫卫生，保养机床，你们一个个变着法耍奸溜滑，尽做些坟头上烧报纸，哄弄鬼的事。这回耍大了吧，姑奶奶的脸让你们这帮玩意丢到黑龙江去了。大家伙给我听好了，立刻马上，都麻溜地给我动起来，天黑之前，要不让车间变个模样，咱们的责任区里要还有一片树叶，他么的谁也别想下班回家。”
不得不说，马秀兰虽然是个粗俗的中年妇女，但能以集体工的身份，当上机加车间主任，还是有些头脑和见识的。
我估计她猜测到了厂长的用意，虽然被处罚，但没有抱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而是雷厉风行地开始了亡羊补牢。
这个女人有脑子，有气魄，也有担当。
再看机修车间，几十个工人垂头丧气，靠着车间外墙坐了一长溜在晒太阳，有的人用羡慕的眼神盯着铆焊车间的方向，有的人低着头生闷气，还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
侯得财远离人群，蹲在一堆炉渣上，在阴沉着脸抽烟，眼前的渣灰上，已经扔了好几个烟屁股。
我随意在厂区转悠，在想去哪儿再找点钱。
孙建成找了过来，把我拽到一个远离建筑物的角落里，低声说道，你最好不要招惹侯得财，那个老东西瞎瞎心眼多，后台也很硬。
我递给老孙一根香烟，边划火柴边问，候得财能有什么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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