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环境在早期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孩子从父母那里接收到关于道德、价值观和各种事物的初步看法。例如，如果父母重视教育，经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并以身作则展示对知识的追求，孩子很可能会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社会文化背景也对态度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传统和价值体系，这些都会塑造个体对诸如性别角色、职业选择、社交礼仪等方面的态度。比如在一些文化中，集体主义被高度推崇，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自我实现和个人成就可能会成为更核心的追求。
个人的直接经验在态度形成中同样关键。通过亲身经历成功或失败、愉快或痛苦的事件，个体能够对相关对象形成深刻的态度。例如，一个人在多次尝试某种新运动后获得了乐趣和成就感，就可能形成对该运动的热爱态度。相反，如果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多次歧视，可能会对特定的招聘流程或行业产生负面态度。
态度具有一系列显着的特点。稳定性是其中之一，一旦形成，态度往往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不变。这是因为态度是基于个体的经验、价值观和信念构建的，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和惯性。然而，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态度是绝对不可变的。当新的信息或经历与现有的态度发生冲突时，个体可能会对其进行调整和改变。比如，一个一直坚信传统医学的人，在经历了现代医学成功治疗自身严重疾病的过程后，可能会对现代医学的态度有所改观。
可变性是态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改变可能不会轻易发生，但在足够强烈的外部刺激或内部反思下，态度能够发生显着的转变。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成长和知识更新等都可能成为态度改变的触发因素。例如，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改变对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从漠不关心转变为积极支持和参与相关行动。
内隐性指的是态度并非总是直接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出来。个体可能内心持有某种态度，但由于社会压力、情境限制或其他因素，其外在行为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一个人可能内心反对吸烟，但在社交场合中为了迎合他人而暂时表现出容忍的态度。外显性则体现在一定的情境下，态度会通过明确的言行表现出来。比如在公开辩论或投票活动中，个体对某个议题的态度会通过他们的发言和选择清晰地展现给他人。
三、社会影响导致态度改变的机制
信息传播是社会影响导致态度改变的重要机制之一。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影响力。当信息来自权威、专家或被公认为可靠的来源时，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并相信这些信息，从而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例如，在关于健康饮食的宣传中，如果信息是由知名的营养学家提供的，相比来自未经证实的渠道，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并促使他们调整饮食习惯。信息内容的组织和呈现方式也至关重要。清晰、简洁、逻辑连贯且富有感染力的信息往往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打动他们。例如，以生动的案例、形象的图表和感人的故事来阐述环保的重要性，比单纯的数据罗列更能激发人们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态度。
群体压力是另一个强大的态度改变因素。在群体中，个体往往希望被接纳和认可，因此当他们的态度与群体主流不一致时，会感受到来自群体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表现为直接的批评、排斥，或者是间接的冷落和忽视。为了避免这些负面后果，个体可能会调整自己的态度以符合群体规范。例如，在一个工作团队中，如果大多数成员都支持加班以完成紧急项目，即使个别成员原本不赞同，也可能会因为群体压力而改变态度，表现出愿意加班的倾向。社会比较也是影响态度改变的常见机制。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会不断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向上比较时，他们看到比自己更优秀、更成功的人，可能会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从而产生改变态度和行为的动机，以追求更好的状态。例如，一个学生看到成绩更优秀的同学的学习方法和努力程度，可能会改变自己对学习的态度，更加努力进取。向下比较则可能让个体感到满足和安心，从而维持现有的态度。例如，当一个人在工作中感到压力过大时，与处境更艰难的同事相比，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状况还不算太糟，进而保持对工作的现有态度。
四、态度改变的理论模型
认知失调理论是解释态度改变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当个体持有两种或更多相互矛盾的认知元素时，会体验到心理上的不适，即认知失调。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个体往往会改变其中一个或多个认知元素，从而达到认知的协调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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