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个新生命诞生在北京紫禁城储秀宫。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
载淳的出生，对于清朝来说意义重大，但同时也成就了一个女人——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崛起。
公元1857年正月，由于载淳的出生，叶赫那拉氏被晋封为懿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这一晋升使得她成为了咸丰帝最为宠爱的妃子之一，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载淳的出生，虽然让咸丰皇帝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但这并没有给已经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此时的咸丰皇帝，已经在位七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下，早已失去了作为一国之君应有的意气风发和斗志。面对国家的衰败和困境，他感到无力回天，只能无奈地看着局势一天天恶化。
我们都清楚地知晓，自道光皇帝统治的后期阶段起，大清王朝便无可避免地，逐步踏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那个时期，清朝的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军事落后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为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内部的动荡，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到了咸丰皇帝在位之时，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犹如沉重的枷锁，让大清王朝在前行的道路上愈发步履维艰。
国内方面，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这场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席卷了大江南北。起义军以其强大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念，与清朝政府展开了激烈的对抗。例如，他们攻克了众多重要的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而在外部，洋人凭借着坚船利炮虎视眈眈，不断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到《天津条约》，再到《北京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贸易主权，关税主权等，不断遭到侵犯。列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和特权，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国力。
彼时的大清王朝，基本上已经被压制到了，夹缝求生的艰难地步。它既要应对国内此起彼伏的起义和民众的不满，又要承受来自外部列强的巨大压力和掠夺。
在这样的双重困境下，大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从经济层面看，大量的赔款和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得国内的经济资源大量外流，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受到严重冲击。从文化方面来说，西方文化的侵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总之，当时的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咸丰皇帝刚刚登上皇位的时候，也是一个意气风发，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心中怀揣着一系列拯救国家，治理政务的远大抱负，仿佛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原本充满希望的举措，要么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扼杀，要么遭受沉重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让咸丰帝渐渐失去了，当初的雄心壮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意志逐渐消沉，陷入了全面的逃避之中。渐渐地，咸丰帝对朝廷政事，感到厌倦，他不愿意看到或听到那些，让人不忍直视的现实状况。更不愿意去处理那些，让人心烦意乱的糟糕事情。
但是，作为一国之君，他无法回避那些堆积如山的奏折和公文。即使内心再不情愿，他也不得不面对这些繁琐的事务，并给予相应的答复。
在如此这般复杂且艰难的背景之下，慈禧敏锐地捕捉到了时机，顺势果敢地接过了那沉甸甸的担子，由此正式开启了她，参与皇权的宏大序幕。
提及这慈禧，不得不说一说，她所接受的家教。其家教称得上出色，自小她便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得以接触到各类知识与技能。
要知道，慈禧是具备一定学识的。她至少能够流畅地读文识字，在那个年代，这已然是一项难能可贵的能力。
而且，不论是满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她基本上都能够熟练地搞懂。例如，在处理宫廷政务时，她能够亲自阅览满汉双语的奏折，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并做出相应的决策。这种语言文字上的能力，为她在宫廷中的地位巩固和权力争夺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从文化修养的角度来看，慈禧对于诗词，书法等也有所涉猎。她能够欣赏文人墨客的作品，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宫廷中的文化活动。这一系列的学识和素养，使得慈禧在宫廷的复杂环境中，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局面，为她日后在权力舞台上的长袖善舞，奠定了基础。
本身就因为自身的得宠，再加上生育皇子的加持，慈禧和咸丰帝的关系愈发亲密无间。他们之间的感情，虽不能说如胶似漆，但也是情投意合。
因此，经常在咸丰帝身边伺候的慈禧，逐渐成为了他的理政秘书。一开始，咸丰帝不愿阅读的文件，便交由慈禧代劳。而对于那些他懒得亲自批注的文件，则全权交给慈禧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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