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西汉初年，刘邦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推行“郡国并行制”，但无论是对于异姓诸侯王还是对刘姓诸侯王，刘邦实际上都多有防范，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在朝廷和诸侯国边境地区的要隘、河津驻扎驿卒，对于关中和诸侯国来往人员严格盘查，同时严禁关中人口、财物流往诸侯国，并通过律令的方式，严禁诸侯国男子迎娶关中女子，严防诸侯间谍等。
吕后执政时期，鉴于吕氏与刘姓诸王日益紧张的关系，该项制度不仅得以沿用，而且执行的更为严格周密。汉文帝刘恒即位以来，由于自身威望难以镇服各诸侯王，再加上朝中局势极为紧张，汉文帝对刘姓诸侯王是既拉拢，又严防死守。
随着汉文帝对朝政的掌控力度越来越大，再加上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两次叛乱事件的震慑，汉文帝刘恒的统治这才逐渐稳固。
随着朝廷与诸侯王关系的缓解，汉文帝意识到，如果一味将朝廷与诸侯隔绝，只会使得双方的隔阂日益严重，反倒无益于国家的稳定，因此他决定采用“仁义恩厚”的方式，加强双方的来往交流，进而实现“天下同姓一家”的目标。
为此，在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汉文帝正式下诏“除关，无用传”，即撤销各地关卡，对于关中和诸侯国百姓、商贾的来往，也不再严格盘查身份证明，至于朝廷和诸侯王国之间的婚姻禁令等也随之自动失效。
与此同时，随着朝廷局势的稳定，汉文帝也将治国的重点从权力博弈，逐渐转向天下的治理，由此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该年，晁错上了一道《论贵粟疏》，他在奏疏中说道，“如今最为重要的就是农耕，百姓一家五口人，要服徭役的就有两个以上，不仅耕地较少、收成不足，而且还要负担朝廷赋税和面临各种天灾人祸，结果依旧贫贱，而那些商人却通过囤积粮食赚取钱财，不仅富得流油，还不需要耕种。
想要鼓励务农，关键在于抬高粮价，而抬高粮价的办法，就是允许百姓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百姓将粮食交给朝廷，允许通过纳粮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可以得到爵位，百姓可以得到钱财，粮食也不会被富人囤积而得到流通，而朝廷从富人那里得到了粮食，便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能够获得封爵或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因此，臣建议陛下降恩，凡是运送粮食去边塞的，朝廷将授予爵位，如此天下的粮食将会大批流入边塞，而朝廷则不用再为此耗费钱财人力。如果边塞的粮食屯够五年之用，百姓则可以向内地郡县输送粮食，如果郡县也囤积了一年以上的粮食，朝廷则可以随时下诏赦免百姓的赋税。这样，陛下的恩德将普及万民，百姓也会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即便有军役或遭遇灾害，百姓也不会遭受饥饿了。”
汉文帝认为这个建议很好，遂下诏采取公开招标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这便是着名的“入粟拜爵”。
为了确保“入粟拜爵”制度顺利推行，汉文帝又下诏说，“朕亲自耕作劝勉农耕已经十年了，然而田野仍然得不到充分开垦，百姓时常遭受饥饿，这是从事农业人口较少，各级官吏从未真正重视农业的缘故。
朕曾多次下诏，劝百姓多种树，然而功效甚微，这是地方官吏执行诏令不认真，劝导百姓不够明确所致。加之百姓负担严重，而地方官员漠不关心，如何能够提高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为此，朕下诏免除农民赋税的一半。”之后，汉文帝又派遣使者对尊老爱幼、努力耕种的百姓，以及积极执行朝廷诏令的三老等基层官吏予以赏赐，以鼓励提升大家推行诏命的积极性。
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春二月，为了进一步鼓励百姓耕种，汉文帝下诏，“朕将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皇后也将亲自采桑养蚕，供应祭祀的祭服，并制定关于此事的礼仪，形成定制。”
古人讲究天人感应，认为各种天象灾祸都是给人们的警示，秦朝时主管祭祀祝祷之事的祝官中有秘祝（代司祈祝之官），一旦出现灾祸，往往将本该属于皇帝的责任转移到了臣子身上。
同年夏，汉文帝便下诏，“朕听说天之道，祸从怨起、福由德兴，百官的过失，都应该由朕一人来负责。现在秘祝官员将过失责任推给臣下，是彰显了朕的失德，朕很不赞成。应予废除！”于是废除了秘祝官员。
同年五月，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被拘押在长安诏狱之中，依律应当处以肉刑。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向汉文帝上书说，“我父亲做官时，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罪，按律应当判处肉刑。我悲伤的是，死人不能复生，受刑伤残者不能恢复，即使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婢，替父赎罪，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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