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啦，打两下得啦。眼下日本人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日内瓦公约》，是要保证这些日本战俘的人身安全的。这小日本儿炸刺儿，揍两下就揍两下，但还是得掌握尺度，不能给打死，不然对上不好交代。行啦，你打也打了，该摆摊儿摆摊儿，人我们带走啦……”
其中一名国民党宪兵对小青年进行一番口头教育后，随即抬脚踢了几下日本兵的屁股，厉声喝道，“起来！别他妈装死啊。狗东西，不是号称什么武士道精神吗？才挨这么两下就不行啦？赶紧起来，跟我们走，躺这儿一会儿还得有人揍你，狗日的小鬼子……”
从抗战后期一直到全国解放，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爷爷一直是靠给地主家放牛养活自己的。
我很小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回老家时，那时爷爷身体还很硬朗，印象中应该是我们从老到少回去最齐的一次。
自那以后，爷爷就因老迈年高和诸多因素，再没回过老家。
有事，都是我大伯或我父亲回去代办。
爷爷的母亲，按照我们这边的叫法，应该称呼为“老奶奶”。
我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她当时还健在，已是年近耄耋、白发苍苍的老人。
走起路来需要借助拐杖，或靠人扶。
咧嘴笑的时候，会露出为数不多的几颗糟牙。
那时虽然我还很小，幼儿园的年纪。但据我的回忆，爷爷跟他母亲似乎并不亲近。
姑姑、大伯，包括我父亲在内，跟这位祖母也谈不上有多亲。
或是因为自小没有跟他们奶奶生活在一起的缘故，见面也只是简单的寒暄下，点点头、喊下人，以示礼貌。
据我父亲后来描述，爷爷的父亲在抗日战场上牺牲后，爷爷的母亲就改嫁他人了，后面又生了一个儿子，随父姓陈。
可没过几年，她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去世原因不详。
参考当时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和卫生水平都很落后，我估计可能是染上什么恶疾，也没太重视，硬是把身体拖垮，最终不治而亡的。
爷爷对他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感情也很一般，多年来几乎没什么交集。
自我记事起，我跟我爸这位远在老家的叔叔也只有过一面之缘，还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他从板浦老家只身一人来到沛县，妻子儿女都没跟来，住了几天就回去了。
临行前，大人们在就近饭店订了个包间，为他饯行。
据说，临走前，每家也都有所表示。买了些徐州和沛县当地的特产，烧鸡、狗肉这些。
除此之外，每家又给了五百块钱。
爷爷给的最多，拿了一千。
后来，我爸告诉我说，爷爷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现在也姓侍。
我问为啥。
他用调侃的口吻说，在爷爷的弟弟年龄还小的时候，爷爷的这个后爹就没了。什么原因不知道。
家里唯一一个壮劳力的猝然离去，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真是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为雪上加霜。
而爷爷呢，早在母亲改嫁他人以后，便另起炉灶，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起初是给地主家放牛，慢慢长大一些，还在地主家里当过一段时间的长工，温饱不成问题。
主人家发发善心，还能给点赏钱。
因此，继父去世后，母亲便将幼子托付给了爷爷。
毕竟长兄为父，又是一母同胞。
苦口婆心一番后，怎么说也不至于不顾他兄弟的死活，起码能给口饭吃。
本以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可以让爷爷在抚养弟弟这件事上不打折扣。
可没成想，爷爷听后，尽管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母亲的请求，但也给母亲打了一记太极拳。
在承诺抚养弟弟的这个事情上，爷爷提了一个附加条件。
条件说来简单，但也挺让母亲为难的。
那就是弟弟必须改姓侍，原因很简单。
作为哥哥，抚养弟弟并将其带大，本是义不容辞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可这是建立在俩兄弟同父同母的前提下。
尽管跟弟弟的血缘关系是无法否认的，但继父活着的时候，自己可以说没有受到其丝毫的庇护和恩惠，全靠自己给地主家充当劳力养活的自己。
既是如此，即便自己不管弟弟吃喝，貌似也是说得过去的。
毕竟，未受其恩，何谈报答？
后来，母亲还是答应了爷爷提出的让弟弟改姓这一条件。
毕竟，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还是得想办法活下去。
又不是什么名门望族、显赫家庭。
再说，天底下姓陈的多了去啦，也不差这一脉来延续香火。
何况人都要饿死了，还继承哪门子香火去？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遇事儿还是得活泛一些，不能太认死理儿了。
后来，弟弟便由“陈”改姓为“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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