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这句爻辞告诉我们的，是防微杜渐的道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即使表面上没有过错，我们也要严加防范。如果对小过小错听之任之，迟早会产生大伤害。
在晚清安徽、河南一带，有许多失去土地的流民游走江湖。他们捏纸条淋上火油做成捻子，然后点燃捻子当众卖艺，或作法为人驱疾避灾以谋生。
随着荒年欠收，流浪江湖的捻民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有的胆子小，规规矩矩向乡民募集香油钱用来购买油捻纸，有的胆子大，通过恐吓、勒索等强盗行径获取钱财。
清朝地方政府鄙夷地称之为捻匪。他们虽然一直严禁结捻，但由于捻匪是零星的武装活动，所以并未加以重视，始终没有把它视为大患，听任他们成群结队，逐步由分散零星的斗争趋向联合。
1851年，捻军在河南南阳、南召、唐县等地聚众起事。第二年皖北大旱，亳州人张洛行集结万人，在安徽亳州雉河集歃血为盟，起义抗清，号称十八铺聚义。
清政府终于醒过神来，派兵部侍郎周天爵前来招降张洛行，未果。
此时，太平军连战连捷声势浩大，捻军纷纷揭竿响应。1855年，黄河大决口，致使山东南部、安徽和江苏北部出现大批灾民，他们纷纷加入捻军，共同推举张洛行为大汉明命王，建立大汉政权。
清政府再次遣使招安，再次碰了一鼻子灰。
捻军制定《行军条例》十九条，建立黄、白、蓝、黑、红五旗军制，其中总黄旗主由张洛行兼任，五总旗下设大旗、小旗，算是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捻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各旗间互不归属，内部集团林立，先天形成了分散、落后的顽疾。
张洛行在攻下河南固始县的商业重镇三河尖后，被洪秀全封为太平天国沃王，以“听封不听调”的姿态与太平军后起之秀陈玉成展开军事合作。
就在清政府被太平天国和捻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856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对华贸易额未达预期，且逐年下降；第二个是中国排外情绪强烈，排外活动时有发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对华贸易额一度增加到每年接近二百四十万英镑，随后逐渐次下降，到1854年，贸易总额下跌了几乎三分之一。
这让英国人大为郁闷。
当时英国每年要向印度销售九百万英镑的货物。中国人口几乎是印度的三倍，实际商品额却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英国人经过调查研究后发现，中国人的钱大部分被他们的鸦片赚走了，因此缺少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且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也有一定抵制作用。
英国人不可能放弃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于是决定想办法迫使中国打破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进一步开放市场。
他们曾试图与太平天国达成共识，瓜分中国领土，被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洪秀全果断拒绝，于是继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1856年10月，英军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展开军事行动，迅速占据虎门各炮台，随后炮轰广州城，攻入城内。
第二年，英国向中国增兵准备扩大战果，法国也以“马神甫事件”派出远征军来到中国。
这个叫马赖的法国神甫在广西西林县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贪官土豪，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激起民愤。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是个正直官员，根据村民控告调查属实后，将马赖等二十六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死刑。法国人以这件事为借口挑起侵华战争。
英法联军五千六百余人在珠江口集结，趁清政府正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集结军舰北上天津，发动了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就在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时，直隶总督谭廷襄却率先弃守逃跑。英法联军顺势入侵天津城郊，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主要内容是允许公使常驻北京；增开十处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往来；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俄、美两国公使也以调停人身份，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
其中，中俄《天津条约》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为日后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清政府在一次次交涉无条件让步，没有底线地顺从侵略者的意志，这让英法政府发现清帝国已只是一只老掉牙的老虎。他们决定再次挑起战争，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这意味着，满目疮痍的中国国土将遭受更大伤害。
1859年6月，英法联军再次兵进天津，发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他们这一次的对手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是蒙古族人，具有蒙古黄金家族血统。他是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第十一代扎萨克多罗郡王，被道光帝赏戴三眼花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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