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明确的是，英国殖民者的整合行为，完全是出于殖民统治与资源掠夺的功利目的，绝非为了帮助印度建立统一国家、塑造民族认同。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统治成本、稳固殖民秩序、减少本土反抗，英国人没有废除印度千年延续的土邦制度，反而对土邦体系进行系统化、制度化完善，将土邦彻底纳入殖民统治框架之内，形成了英属印度独特的双重统治结构。
在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属印度版图内部并存着两套完全独立的治理体系，一套是由英国殖民官员直接管辖的直辖省份，由殖民政府统一行政、统一征税、统一管控军事与司法。
另一套是数量庞大、高度自治、世袭传承的封建土邦，这些土邦不属于英国直辖体系，不受殖民政府直接管控，拥有完整的世袭王公、独立财政、内部司法、地方治安力量，大型土邦甚至拥有专属的礼仪体系、常备军队与关税体系，完全属于国中之国。
整个英属印度境内，共存五百六十二个合法世袭土邦，这些土邦大小差距悬殊，面积辽阔的海德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等大型土邦，疆域堪比省级行政区，人口数百万、经济富庶、军力完备，完全具备独立建国的实力。
而数量众多的小型土邦，虽然疆域狭小、人口稀少，却依旧保持完整的自治特权，不受周边政权与殖民政府的干预。所有土邦王公仅需在名义上效忠英国君主，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将外交与国防权力上交殖民当局，其余所有内部治理权力全部自主掌控，世袭罔替、世代传承。
这种统治模式，让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依旧是一个极度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千年分裂的历史根基从未被根除，只是被英国的高压殖民统治暂时掩盖，表面的疆域统一之下，是根深蒂固的地域割裂、族群对立、土邦割据隐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国力遭遇毁灭性打击，全球殖民体系全面崩塌，英属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殖民统治已然难以为继。
1947年，英国政府出台蒙巴顿方案，正式推行印巴分治，将存续两百年的英属印度殖民地，拆分成为印度、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在分治的关键历史节点，整个南亚次大陆依旧留存着五百六十二个高度自治的世袭土邦，这些土邦不归属英属直辖省份，不属于印度、也不属于巴基斯坦，根据分治法案，所有土邦拥有完全自主的选择权，可自愿加入印度、自愿加入巴基斯坦，也可凭借自身实力选择独立建国、自立为主。
数百个土邦王公各怀心思、逐利而动，根据自身的宗教构成、地理位置、族群属性与利益诉求做出不同抉择，内陆小型印度教土邦大多迫于形势归顺印度，边境穆斯林土邦多选择加入巴基斯坦，而海德拉巴、克什米尔、朱纳加德等实力雄厚的大型土邦，纷纷拒绝归顺任何一方，坚持独立建国，瞬间让新生的南亚局势陷入极度动荡与混乱。
刚刚独立的印度，本身没有任何历史统一根基，完全是英国殖民外力拼凑而成的人造国家，为了完成疆域整合、稳固新生政权、避免国家再度分裂，印度政府依靠相对强势的军事力量与政治手段，通过武力吞并、军事施压、外交威逼、利益诱惑、政治谈判等多种方式，耗费数年时间，逐一解决了所有土邦的归属问题，强行将五百多个土邦全部纳入印度版图，完成了表面的国家统一。
但这种依靠武力与外力强行整合的统一，完全没有民意基础、文化基础与历史基础，数千年分裂遗留的地域隔阂、族群矛盾、宗教对立、地方自治传统早已深入骨髓，无法通过短期的政治整合彻底消除。土邦制度虽然被废除，但土邦时代遗留的地方势力、地域壁垒、发展差距、族群对立依旧长期存在，深刻影响着现代印度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
纵观印度五千年完整发展历程，从远古城邦文明的碎片化发展，到吠陀时代的部落割据，从十六大国的列国混战，到孔雀、笈多王朝的短暂局部盛世，从中世纪南北对峙、土邦割据的极致分裂，到德里苏丹、莫卧儿王朝的外来强权松散统治，再到英国殖民的强行整合与印巴分治的土邦林立，分裂始终是这片土地不可撼动的历史主旋律。
五千年以来，印度从未依靠本土力量、文化融合、民族凝聚形成全境统一的国家，所有的统一形态都是短暂的、局部的、依靠外力维系的表层现象。近代之前的印度，永远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代表着一片广袤的南亚土地，而非一个主权国家。
现代印度的统一版图、国家形态、行政体系，全部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是殖民统治为了方便管控、掠夺资源而刻意拼接的政治实体。
这种先天畸形的建国历史，不仅造就了印度内部凝聚力薄弱、地域发展失衡、社会矛盾频发的国家特质，也让印度的对外领土认知始终带有浓厚的殖民扩张思维，无视历史传统边界，执着于延续殖民时代的扩张诉求，这也是中印边界争端长期存在、难以彻底化解的深层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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