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镝始终相信，历史是人创造的。王侯将相是人，瓮牖绳枢氓吏之徒也是人。而恰恰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普通的乃至卑贱的让人忽视的老百姓乃是这世间一切的创造者、推动者以及毁灭者。载舟覆舟，兴亡之理，无不在于民生之苦乐。
大宋三百年，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士大夫养尊处优，空谈义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坐享良田美宅贫民百姓苦于稼穑、曝于寒暑，却终年难得一饱，还要受重傜苦役的摧残。战争来临，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们或者跪下、或者逃走，或者驱使这些一无所有的贫苦百姓扛起刀枪去战斗。
人是天生有高低贵贱吗，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血，去保卫那些不把自己当人看的肉食者，去保卫那不属于自己的江山、不属于自己的财富！？
人要为自己活，那些忠君爱国的大道理是说给士大夫们听的，老百姓只想过属于自己的好日子。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良田阡陌，穷无立锥之地。朝廷横征暴敛，民间土地兼并。每到这个时候，被『逼』到绝处的老百姓就只能站起来反抗，反抗的结果，或者被镇压失败，或者建立新的朝代。
历朝历代，开局者往往是好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过不了多少年，国家的寄生虫们就会滚雪球似的增长，千千万万的龙子凤孙，躺在功劳簿上的勋贵世家，以及新晋的统治阶层们总会把可怜的老百姓一点一点的压垮，直到压榨尽他们最后一分血肉。这几乎是一个难解的死循环。
大宋败于北虏，又岂是单纯的军事失败，更是人心的丧失。老百姓已经太苦了，就算没有鞑子入侵，也要到了起来反抗的时候，全国各地造反起事的烽烟几乎年年燃起。外敌的入侵只是把那一触即发的内部矛盾暂时『性』的转移出去，但如不解决这样的深层矛盾，单纯的追求武装斗争就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很少有统治者能真正深入的思考百姓与社稷的关系，真正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卑微的黔首。
张镝是其中一个。他始终相信老百姓的衷心拥护才是他一切的事业的基础，比犀利的铳炮、强大的舰队或者如山堆积的钱粮都更重要。他在用最大的努力让治下的子民过更好的日子，并且用强大的军队保护他们的好日子。百姓们能对他无尚的敬仰，将他尊为神一样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明白，他张镝是这一切的缔造者和保卫者，他们愿意用生命去拥护他，其实也是拥护自己的好日子。
吃饱穿暖，自由平等的活着，这就是好日子！
泉州人的好日子也要来了。
一船船的缴获运往流求，又从流求运回一船船的补给和人员，主要是有经验的事务官、识字标兵、技术人才、基层官兵，将要全力支援泉州的安定和稳固。这些人就是火种，到一个地方就要烧起一片热土。
按照既有成例，有几件事肯定是要做的，牌甲制、三级兵制、全民识字。
但就在第一件事上就遇到了麻烦，牌甲也不不是那么好编的。
泉州不比流求或者吕宋，那样的海外荒岛虽然开拓困难，但一切都是初创，自可放手施为。
泉州不同，这里千百年来就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州县，存在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秩序，社会的惯『性』是很大的。各种地方势力、宗族势力都不容小觑，处理起来甚至比起明刀明枪的元军还要难办，稍有不慎就会四面树敌。治下的子民毕竟不是真的敌人，需要取得他们的支持，并不能单靠武力。
想要实施牌甲制，首先就需要普遍存在的独立小家庭户，以户为单位联牌联甲。三级兵制更需要大量自食其力的自耕农，闲时训练，忙时耕作。
但这两个条件，在泉州都不具备。
首先，不像流求的新移民都被打『乱』了宗族秩序，以单门独户的小家庭为主。泉州有很多的大家族，组成一个个与外界隔绝的小社会，尤其在乡间，几乎都是乡绅耆老把持着权力，朝廷的政令只到县一级，乡间的治安、税收都要靠这帮乡绅阶层代理，甚至生死予夺的大事上，往往都以地方大家族的家法代替了朝廷的国法。
其次，泉州的自耕农很少，主要是田地兼并太重，往往不到一成人口的富户地主占有九成以上的田地，九成以上人口的贫户却只有不到一成的田地。大部分无田户只能作为富室大家的佃农，或者更无保障的雇农、长短工，乃至于完全沦为奴仆。
佃户可不仅仅是租种土地那么简单，还要对主户承担各种额外的不公正的义务。四时八节要上门送礼，婚丧嫁娶要做免费仆佣，一旦主户来家，那更要当成爷爷供着，免得他一不高兴随时可以夺佃，或者任意加你两斗租子让你有苦说不出。
近些年又是打仗又是灾荒的，大户们趁着年景不好贫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用很低的价格抄底买入良田，大量的失地农民生活无依，只能依附于大户作为佃农、雇工、仆佣，忍受大户们的盘剥。随着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这种人生依附和剥削也就越严重，张镝如果想施行自己的政策，直接面向那广大的贫户是行不通的，或者至少是大打折扣的，首先必须要过地主大户的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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