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七年正月十六日的丧钟，余音未散，紫禁城便再度进入国丧的缟素之中。
然而，与七年前烈祖章皇帝大行时举国同悲、朝野惶惑不同，此次权力过渡显得更为迅捷有序。
太子朱由栋，这位时年三十四岁、早已深度参与两朝政务的储君，在杨涟等顾命大臣的辅佐下，于正月下旬告祭天地宗庙，御极登基，诏告天下以明年为“大正”元年，取“大中至正、廓清寰宇”之意。
新帝登基后的首要礼仪，便是为刚逝的先帝议定庙谥。
有了烈祖章皇帝的前例，礼部此番谨慎了许多，既不敢再以常例敷衍，又需避免再次引发逾制之争。
经反复斟酌，呈上方案，庙号“毅宗”，取“刚毅果决、励精图治”之意，贴合永和帝以严猛手段整肃吏治、强化考成的执政风格，谥号则定为十七字——“绍天绎道刚明克俭敦孝弘文肃武襄皇帝”。
“绍天绎道”承继天命、延续道统；
“刚明克俭”彰其刚毅明察、厉行节俭；
“敦孝弘文”显其孝亲友悌与文治教化；“肃武襄”则概括其以严肃纲纪、武力襄助社稷之功。
此议虽仍循十七字旧例，但字字斟酌，力求全面。
大正皇帝朱由栋览毕，未多做纠结，朱笔圈定：“可。便依此议，奉父皇神主入太庙，祔于烈祖之次。”
其决断之速，隐隐透出一股不同于其父祖的、更为务实甚至淡漠的作风。
对他而言，礼仪名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尽快掌控全局，推行己志。
大正朝的帷幕，便在这样一种高效而略显冷峻的氛围中拉开。
然而，群臣很快发现，这位新帝的“己志”，远超他们想象，其路径与永和帝的内向整肃截然不同，更与其祖父烈祖章皇帝的全面开拓有所区别。
朱由栋的意志，无比清晰地指向了对外征伐与武力扩张。
烈祖朝虽将极西之地纳入羁縻，但更西的波斯，北面的罗斯人，一直侵扰。
大正二年，消息传至京师，朝议纷纭，多数文臣及部分武将主张遣使斥责、加强边防，认为劳师远征，耗费巨大，且极西之地地僻，得之难守。
但龙椅上的朱由栋，只冷冷抛出一句：“烈祖能定极西，朕便不能廓清西域？商路不通，西疆不靖，何谈大正？”
他力排众议，调集甘、凉、肃精锐，并抽调部分京营火器部队，以宁国公李如松之子李性忠为主帅，悍然西征。
此战开启了大正朝长达十余年的极西战事。
明军凭借精良火器与严酷军纪，虽屡遭挫折，但在皇帝不惜代价的持续投入下，步步为营，逐一拔除敌对势力堡垒。
战争消耗了海量钱粮民夫，陕甘百姓赋役陡增，怨声渐起，但朱由栋充耳不闻，前线要兵给兵，要粮调粮，甚至将永和朝部分财政结余也迅速投入这个无底洞。
至大正十五年，明军大败罗斯波斯联军，签订波斯合约，两国都成热闹大明对于极西之地的统治。
但统治成本高昂，驻军、移民、维稳压力巨大……但，大正皇帝，却毫不在乎。
大正八年，正当西域战事胶着之际，东方又起波澜。
倭地六省中实力最强的齐王，因不满朝廷近年不断收紧藩王权力、削减护卫、干预封地内政，愤而起兵，以“清君侧、复祖制”为名，纠合部分不满朝廷政策的倭地藩王，掀起叛乱。
消息传来，朝野震动。
许多官员认为应优先安抚，避免两面作战。
朱由栋却勃然大怒：“跳梁小丑，也敢称兵犯阙！此风绝不可长！”
他一方面紧急抽调正在辽东轮戍的部分精锐，汇合登莱水师，跨海东征，另一方面，利用齐王与其他藩王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平叛战争持续两年，最终攻破齐王府所在的齐鲁城，齐王自焚而死，叛乱平息，朝廷借此机会强力改组倭地行政，彻底废除了藩王的行政、司法、军事权力，倭地六省彻底转为行省，藩王仅保留爵位和部分经济特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贵闲王”。
但这场内战同样损耗巨大，倭地经济遭受重创，明军伤亡不小，更在海外藩王心中埋下了恐惧与疏离的种子。
南洋的康王朱由校闻讯，更是紧闭府门，加强戒备，与朝廷派去的总督若即若离，南洋半独立的状态。
朱由栋对自己这个祖父最疼爱的皇孙，那可是恨得紧，早早的就将其视其为眼中钉，却因距离遥远、南洋汉人势力一直团结在康王府身边，暂时无可奈何。
大正十年，来自遥远西方的消息与求援，为朱由栋的扩张野心打开了新的方向。
彼时印度次莫卧儿帝国衰微，诸侯林立，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正沿海岸线不断渗透扩张。
一些面临英公司威胁的印度土邦王公，知道东方有一个强大无比的“大明帝国”刚刚平定西域，兵锋正盛，便辗转通过中亚商路，还有部分西藏僧人，向明朝驻极西之地的将领传递消息，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请求“天兵”援助，驱逐“红毛夷”。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