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禁食的日子,仍然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欺压为你们作工的人......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这样吗?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解开轭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恤吗?
——《以赛亚书》58:3,6一7
? 道德的局限
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不久,《纽约时报》周日点评栏目的专栏作家写到,她有一位朋友,之前受聘于一家投资银行,最近被解雇她工作努力、为人诚实、办事公正、乐善好施。其职责正是对次级抵押贷款、学生贷款和信用卡债务进行证券化。“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被她拼凑在一起出售给投资者的债务会给经济带来如此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她早应想到。”可是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呢?华尔街精英们也在追问同样的问题。答案是现代与后现代偶像在作祟。我们被灌输的理念是,只要不违法且人皆为之,那么挣钱就是第一要务。
许多人对金融服务业和企业需要靠外部约束来规范行为这一点嗤之以鼻。面对商界领袖应当拥有更高道德操守的广泛呼吁,《经济学人》刊登的回应文章引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言——企业管理者有且仅有一个目标,就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作者认为,市场本身是惩恶扬善的。经理和业主不需要监管;如果他们不诚实,市场就会淘汰他们。只要守住道德底线,市场就会自动调节。
的确,大多数商业伦理课程和书籍都微妙地附和着这种观点。尽管大家都说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应当诚实公平,我们应当优待员工,回馈社会，但这种倡导的依据是什么?答案通常是:这有利于企业发展。这样做既可以提升企业信誉,长期来看还可以形成更有利的商业环境。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来讨论道德或进行道德实践。正直有利可图;欺诈适得其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长期来看)这是真理。
仅此而已吗?会不会出现某种情形,你的非道德手段导致短期收益惊人,而你或你的朋友并没有面临危险,甚至基于成本效益测算出的潜在收益远高于风险?当然会!更有甚者,凭良心办事会招致重大经济损失,若严格按照成本效益分析,违反道德的风险和破坏关系的做法完全值得一试。正因此,有失诚信的企业反而难以生存。
讲一个看似不足为意却与很多人息息相关的小故事。霍华德二十七岁那年有机会从一家大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实力相当的公司,虽然职责变化不大,却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协商薪酬时,霍华德被问到当前的薪资水平。霍华德多说了百分之四,约几千美金。他的想法是当前工资越高,潜在雇主定薪水平就越高。他辩解说新公司的年假比前一家少了两周,他只是把这部分福利算到了工资里。鉴于不太可能被揭穿,他的借口看似合理。收益大于成本和风险。而且他确信很多人都虚报工资。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
个人职业道德修养的高低对公共利益具有累积效应。原欧洲议会副主席卡瑟伍德爵士(Sir Fred Catherwood)在一本短小却颇具说服力的宣传册中抨击,腐败是全球面临的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之ー。年轻时从事跨国建筑行业的他发现,行贿在政局动荡、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司空见惯;而在经济较发达、拥有强烈公民意识的国家就不那么普遍。针对这现象,许多跨国企业、发展机构、政府官员和来自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携手发起一项名为“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反腐败运动。
卡瑟伍德讲述了一名年轻的优秀基督徒医生的故事,说明个人诚信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但践行诚信不能只靠个人,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依据法律,该医生所在国家的医院是免费向全民开放的;而现实生活中医护人员普遍受贿,因此只有富人得到救治,许多穷人死于无钱看病。这种腐败是系统性的,因为政府无法按照承诺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医疗服务需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贪腐和挥霍。年轻医生出于良心拒绝受贿,却因此无缘参与当地的医疗服务。他向当地教会求援,却失望地发现快速成长中的本土教会根基未稳,不敢公然挑战强大的政府势力。失望之余,他最终移民海外,离开了那个既需要他的才能,又需要他那份持守正义的国家。
“透明国际”的保罗?巴彻勒(Paul Batchelor)警告说,很多人以为腐败只存在于“落后”国家,但这种论断有失偏颇。巴彻勒在《盐与光:基督徒在反腐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腐败越严重,经济就越低迷。即便在相对繁盛的国家和地区,腐败也蚕食了本应更强大的国民经済,掠夺了人民——通常是穷人——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权益。巴彻勒指出金融界普遍存在“投资和激励扭曲”的问题,投资者和股东因此不再相信企业和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数字,这种不信任阻碍了投资和经济的增长。就在我写本章的这一周,巴克莱银行因涉嫌通过操纵金融产品价格(通过操纵LBOR,即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实现)牟取私利,侵害小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被处罚4.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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