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文化的偶像
自哲学家尼采发表其着作开始,西方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转型。世界大战以前,尼采曾宣称,科学必然会带来人类进步的观点实则是一个偶像——一种新的类似宗教的信仰,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科学只能告诉我们某一事物是什么,却不能回答它应该是什么。人类既可以善良、无私,也可以残忍、暴力,而科学只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他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科学会带领我们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只会轻易地借着核冲突、生态灾难,或使用科技控制社会的独裁者把我们带进惨淡的未来。
尼采抨击的不仅是理性和科学这个现代偶像,也包括个人权利和自由这一现代新道德。他花很大力气指出现代理念中存在的深刻矛盾。现代文化声称,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每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的是非标准,同时又认为,我们必须尊重人权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可是尼采问,谈论这些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那么你怎么能武断地宣称有呢?如果人类的形成如同铁锈和岩石,乃是自然过程的产物,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和有尊严的对待?
尽管尼采的观点令人深感不安,他的基本观点却很能说明问题,二十世纪发生的灾难在许多方面将其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尽管在西方社会仍然有基督教等传统世界观的诸多影响,还有现代科学、人性尊严和进步的乐观理念,但还是出现了普遍流行的被称为“后现代”的转型。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富有内在逻辑的信仰。后现代文化对所有社会的真理标准和计划一一无论来自旧传统还是自由、现代文化都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二十世纪中叶的电影和小说常常将人类未来社会描写成在健康、教育、科学知识和社会和谐等领域不断有着新成就。今天,几乎所有的电影和小说都比以往更为悲观,讲述着各种反乌托邦的结局。
尽管尼采希望摆脱偶像文化,许多人却指出,后现代思想最终将现实变成偶像。作家爱德华?多克斯(Edward Docx)在他的文章《后现代主义已死》(Postmodernism Is Dead)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批评。他指出,如果像后现代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道德只是权力游戏,是一个人所处社会和文化的产物,那么就不可能批判社会中的任何问题。没有人有能力去进行改革或谴责不公。后现代主义太过高举现实,进而将其绝对化。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尼采与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批判家。当他称我们的世界为“技术的世界”时,他其实是指出了我们当今文化的偶像。吕克?费里如如此解释海德格尔的观点:
首先,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代经济不是来自超验的灵感......而是如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没有人(今天)可以理性地相信,这种丰富、具有破坏性的进化冲动......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物种控制了能摧毁整个地球的方式,而这个物种不知道这样走下去,最终结局会如何。
海德格尔、多克斯以及如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这样的作家认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偶像。因为在后现代社会没有人知道人类最终的“目的”和目标,或就此达成一致。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手段”或技术。因为我们对美好的人类生活或社会没有统一的愿景,我们只剩下竞争——争取个人的成功和权力。如果技术能够完成一些事情,它就会做成,因为我们的技术没有更高的理想和道德观念来对其进行指导或限制。
后现代主义造成社会分裂,这也成为学术界一个盛行的话题。罗伯特?贝拉和安德鲁?德尔班科认为,任何有凝聚力的社会都需要给人们一个超越个人欲望的更宏大、更高尚的生活目标。德尔班科认为,讽刺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右派在其鼎盛时期,“联手将即时满足作为美好的标志所失去的......是值得流泪、牺牲甚至舍命的休戚与共的观念。”
德尔班科同意,到了最后,后现代主义偶像使得个人被广告商所愚弄,“下意识地对市场中其他可相互替换的产品表示认同。”很多作家颇具说服力地写道,作为市场经济价值的消费主义和成本效益观念,已蔓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家庭生活都未能幸免。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再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分配的工具,而成为ー个几乎绝对化的偶像。而即使在诸如美国等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即消费主义削弱了自我控制和责任心,而资本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两种美德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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