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沉默地钻进一条只有一人宽的小巷，巷子两侧的棚屋高得几乎不见天光，头顶上交织错杂地挂着晾衣绳和碎布条，滴着不知道是什么的黑水，落在肩头上又冷又黏。
巷子尽头是一堵用碎砖和水泥块垒成的矮墙，矮墙后面是另一条更窄、更黑、气味更浓烈的巷道。
矮墙旁边蹲着一个女人。
她面前的破布上摆着几件东西，一枚断裂的海军陆战队徽章、一把刀柄已经松动的军刺、两盒用塑料袋封着的过期抗生素。
她看见三个人走近，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她的声音只到嗓子眼就消失了，那双眼睛在昏暗里像两口干涸的井，里面没有期待，只有长年累月的绝望积成的一层灰白色的壳。
她的嘴张着，合上，又张开，喉结上下滚动，终于挤出一句沙哑的越语：“换吃的，什么都可以。”
没有人回答她，三个人从她面前走过去的时候，阮文山的目光在那把军刺上停了不到半秒，然后移开。
矮墙后面是老仓库区的边缘。
殖民时代建的红砖仓库在这里已经被棚屋完全吞没，棚屋贴着仓库外墙搭了一层又一层，把原本宽敞的库区通道挤成了一条条曲折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窄缝。
仓库的墙壁上长满了霉菌，红砖表面被盐雾腐蚀得坑坑洼洼，墙角堆着从棚屋里溢出来的垃圾，没人清理，也清不完，垃圾堆里偶尔能看到几根被剔得干干净净的骨头棒子，分不清是鸡骨头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穿过两条窄缝之后，接应的人忽然停住，他回头看了阮文山一眼，然后伸手推开了一扇藏在两块生锈铁皮之间的木门。
木门只有半人高，推开的时候没有发出声音，铰链上涂了层黑乎乎的油脂。
门后面是一条更窄的通道，通道两侧的墙上挂着发霉的渔网，地上铺了一层潮湿的稻草，踩上去发出悉悉索索的响声，稻草下面有水渗出来。
接应的人走到通道尽头，推开另一扇门，然后侧身让开。
门后面是一间大概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四壁是仓库原有的红砖墙，窗户用三合板钉死，缝隙里漏进来几缕惨白的天光。
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一盏放在弹药箱上的充电应急灯，灯光调得很暗，只够照亮围了一圈的几双腿。
应急灯旁边蹲着四个人，他们听见门响，同时抬起头。
阮文山和黎光孝躬腰走进房间的时候，那股被海风裹挟了一路的、属于海防聚集地棚户区深处的味道也跟着涌了进来。
门在身后合上，锈蚀的铰链发出一声极细极轻的吱呀，像老鼠被掐住了喉咙。
房间里那股混着霉味、烟味和汗味的空气把阮文山和黎光孝裹了个严实。
阮文山摘下那顶被油污浸透的船形帽，露出一张被炭灰抹得乱七八糟但轮廓冷硬的脸，目光像两把藏在袖口里的刺刀，从应急灯昏暗的光圈边缘一张脸一张脸地扫过去。
靠左边蹲着的那个人第一个站起来，他大概四十出头，头发剃得只剩一层青茬，左眉骨上横着一道陈年刀疤，把那条眉毛从中间截成了两段。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黑色无领短袖，袖口挽到肘弯，露出前臂上一块被什么钝器砸出来的凹陷疤痕。
他叫李嘉文，海防本地人，末世前有着深厚的军方背景，是海防聚集地最大的地下军火贩子，聚集地内见不得光的军火，百分之九十都是从他这里出的。
“李嘉文，做枪的。”他站起来之后把右手伸向阮文山。
李嘉文旁边的人也跟着站了起来，他比李嘉文年轻，三十出头，瘦长脸，颧骨很高，眼窝凹陷，嘴唇薄得像两片刀片。
他穿着一件旧格子短袖，手腕上缠着一圈发黑的红绳，那是越北山区少数民族的护身符。
他叫黎文俊，名义上是棚户区几家破旧茶馆的老板，实际上控制着整个海防聚集地的皮肉生意。
第三个人从应急灯旁边站起来，靠的位置最靠里，阴影最重。
他是个矮壮的秃顶男人，脖子比脑袋粗，肩宽得像一扇推土机的铲刀，两只手臂上的肌肉在破布衫下鼓鼓囊囊地撑着。
他叫陈国泰，越华混血，末日前是海防港的装卸工头，末日后手底下拢着一大帮码头工人和当地地痞混混。
长期在沦陷区与聚集地之间往返，冒着随时可能被丧尸撕碎的风险，在沦陷区开拓物资。
手底下的小弟最凶，各个都是刀口舔血的亡命徒，火力也猛！
这时候，第四个人站了起来，他蹲在应急灯另一侧，是所有蹲着的人里最安静的一个，几乎和角落里那堆发霉的渔网融为一体。
他叫范一，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稀疏，鼻梁上架着一副用胶布缠着镜腿的老花镜，穿着跟棚户区任何一个普通老头没有区别的无领短袖和宽腿短裤，脚上趿拉着轮胎割成的拖鞋，脚趾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他是越国总局二号驻海防聚集地的总负责人，总局二号全名叫越国国防情报总局，是越国的战略级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为党、国家和军队搜集、分析和报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多领域的战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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