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天空一片湛蓝，清风拂动河边的杨柳，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在天空飞窜，田间却是长满了野草，尸骨和破败的茅屋不时可见。
一个四旬左右，紫袍玉带，腰佩金袋的清瘦官服男子，正站在黄河渡口边的古柳下，对着奔流而去的河水发呆，旁边一大群持枪执刀、甲胄贯身的卫士远远散开。
“番兵虽去，道君皇帝还宫，朝廷上下却是恬然自乐，置边事于不问，太原之围危矣，大宋危矣!”
官员手捋清须，眉头紧锁，似乎心事重重，愁思满腹。
自担任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守卫东京城，击退围城的完颜宗望部，再到面谒道君皇帝，力促其归京，浮浮沉沉，尽管自己一再推辞，终被贬到了两河，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一职。
“邯郸不利，武安君白起奉诏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襄王乃使使者赐剑自裁，悲夫。”
李纲满脸悲怆，似乎在借白起的悲剧，发泄自己的不满。
“要不是耿南仲、唐恪这些奸贼，李相公何以有今日之难?”
渡口上执守的卫士看李纲愁眉不展，嘴里喃喃自语，不由得向旁边的同伴低声埋怨道。
“官家让李相公到两河巡边，不见得是坏事。朝堂上的那些个大头巾，尤以耿南仲为首，嫉贤妒能，相公离开了朝堂，反而避开了漩涡中心，也是一件幸事。”
同伴点头道:“番子已经退去，两国也在和议之中，相公如此忧心重重，是太过小心了。”
卫士的话传入随行的官员耳中，官员轻声呵斥道:“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秋高马肥之时，女真大军必再度南下，到那时不但两河难保，就是能不能保住东京城，亦未可知。你们说，相公这个两河宣抚使，不是替罪羊吗?”
宣抚司治下，士卒仅一万二千人，大多都是步卒，正在编练之际，却被朝廷罢减，徒留宣抚司一个空壳。
前往太原解围的各路大军都是奉朝廷军令，事皆专达，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而无节制之实。也不知道，李纲前去两河宣抚，到底有何用处?
换而言之，李纲宣抚两河，只是朝廷的贬谪而已。
随行官员上前，轻声道:“相公，天色不早，咱们该上路了。”
李纲转过头，苦笑道:“天色不早，怕是朝廷催促的急了，容不得我逗留片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
当初若不是自己极力劝阻，使得朝廷不能迁都，忤逆君王，如何会落得个今日的下场?
女真大军势不可当，铁骑万千，又岂是孱弱的宋军可以抵挡? 自己把君王强留在了东京城中，到底又有什么作用?
三镇，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但以金人之势，兵强马壮，割与不割，又有何异?
一旦金人再度兵临城下，东京城势难坚守，大宋若是因此灭国，自己就是千古罪人!
这个时候，李纲不由得有些后悔起来。也许他强留君王在无险可守的东京城，真是一步臭棋。
可怜自宋太祖创业守成，到了今日，已有一百七十年。国事艰难，强敌内侵，中国势弱，河东之战，危矣。
“河东如今的战事如何?”
李纲定了定神，向身后的官员问道。
“刘韐将军屯辽州，解潜相公驻兵威胜军，都统折可求与张思正屯汾州，范琼屯南北关，张灏驻扎于文水，皆距太原五驿，约三路并进。大战一触即发，相信就在这几日。”
北宋时期一驿为15里。北宋采取步递，是一种以步行接力传递的邮驿形式。《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官破钱一百五十六贯，益以民力，仅乃得成”。
各军距离太原五驿，也就是七八十里，相信大战也是迫在眉睫了。
“分路进兵，不如合军一路而进。如此分兵，势单力孤，难免被金人一一击破。”
李纲不由得颓然长叹:“朝廷节制之弊，分兵而进，太原之战，恐怕危矣!”
尽管不懂兵事，李纲还是被朝堂上的耿南仲、唐恪、李回之流强上许多。眼看着金人势不可当，百姓流离失所，处处断壁残垣，女真大军的强势，大宋官军的孱弱不堪，朝中大臣们的文恬武嬉，这境况实在是让人焦心。
见李纲意兴阑珊，脸色铁青，官员上前一步，轻声说道:“相公，东京城传来的消息，张灏所部节制的义军，在杀熊岭大破金人，杀贼骑兵千人以上……”
李纲不由得一怔，他出京已经有一个月之余，想不到河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此事可是当真?”
李纲睁大了眼睛，望着旁边的官员。
也难怪他如此失态。朝廷各路大军和女真人打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如此震撼的事情。不要说打胜，就是能扛住对方的攻击，已经是惊世骇俗，更不用说杀贼上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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