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马光在书院中，他与同窗们的辩论总是精彩纷呈，其见解之独到、思维之敏捷，令师长们刮目相看。他宛如一块海绵，尽情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不断充实着自己。
岁月匆匆，司马光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踏上了充满荆棘与荣耀的仕途。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他凭借着出类拔萃的才华，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甲科，自此，他的身影开始在北宋的朝堂上绽放光芒。
他历任馆阁校勘、同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要职。在仁宗朝，他心怀正义，直言敢谏，为朝廷的公正与清明振臂高呼。英宗时期，他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忠诚，深得皇帝的信赖与倚重。
然而，神宗年间，王安石的变法如狂风巨浪般冲击着北宋的朝堂。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见上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他认为变法过于急切和激进，可能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意想不到的隐患和灾难。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中，司马光无奈地离开了京城，选择退居洛阳。
也正是在这段看似失意的时光里，司马光开启了一项震古烁今的伟大工程——编纂《资治通鉴》。
当时，收集资料的过程堪称艰辛无比。在那个信息传播极为缓慢、书籍稀缺且珍贵的时代，要涵盖三千多年的历史资料，其难度可想而知。司马光亲自带领着他的团队，四处寻觅。他们跋涉于山川之间，拜访各大藏书世家，甚至不惜重金求购珍贵的古籍孤本。
有时候，为了求得一本罕见的史书，他们要辗转多地，历经数月的奔波。助手们也不辞辛劳，有的负责记录，有的负责整理，有的负责校对。他们在民间广泛收集传说、故事，与正史相互印证。
司马光对每一份资料都视若珍宝，仔细甄别，反复考证。但凡遇到模糊不清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他必定要穷根究底，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巨着，上起战国时期，下至五代十国，涵盖了一千三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对后世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光在编纂时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借鉴，有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编年体的体例和严谨的编纂方法为后世史书的编纂树立了典范。
编纂这本书的原因主要是司马光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参考，以达到使北宋政治清明、国家繁荣稳定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传承和整理历史文化，让后人能够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资金的短缺让他们时常捉襟见肘，有时甚至连纸笔都要节省着使用。人手不足也使得工作进展缓慢，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让许多助手身心俱疲，选择离开。但司马光始终坚守着，从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他的儿子司马康，深受父亲的影响和教诲，始终陪伴在侧，协助父亲整理浩如烟海的资料，精心抄写每一份文稿。父子二人，在无数个日夜，于那昏黄的油灯下，共同为这部巨着倾尽全力。
公元 1084 年，这部凝聚了司马光父子及众多学者心血的巨着《资治通鉴》终于大功告成。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宛如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
然而，岁月无情，司马光终因长期的劳累和忧思，身体日渐衰弱。公元 1086 年，司马光与世长辞，享年68岁。
他的离去，令朝野上下为之悲恸。但他留下的《资治通鉴》，却成为了后世治国安邦、修身齐家的重要参考，其价值不可估量。他用十九年的光阴，铸就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司马光的继子司马康，生于北宋天禧四年（1020 年），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他的生父为司马光的大哥司马旦。
司马康自幼端谨，不苟言笑，事父母至孝。他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以明经上第，考中进士。
熙宁五年，司马康监西京粮料院。在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他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后来擢升为秘书省正字。任校书郎。元佑四年，为修神宗实录检讨官。元佑五年，提举西山崇福宫。
司马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司马光立神道碑时，宋哲宗遣使赐白金二千两，他以费皆官给为由辞而不受，朝廷执意要给，他只得遣家吏到京师接受，而后将所得赏赐全部赠给族人。
司马康在居父丧期间，住简陋房子，吃粗茶淡饭，睡在地上，因此得了腹疾。元佑五年（1090 年），病情加重，最终无法朝谒。他在病笃之时，仍准备着要向天子进言的奏疏，希望能见天子一面，死而无憾。后来，乡民们得知他病重，纷纷劝说老医生李积前往救治。然而，当李积赶到时，已无力回天。司马康享年41岁。
他去世后，士大夫们在家中相互吊唁，市井之人也无不感到哀伤。朝廷追赠他为右谏议大夫。 司马康以其品德和才学受到时人的认可和赞赏，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风范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定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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