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但是到了后印象派，或者反印象派，其实这个前提被推翻了。19世纪的这场认识革命，发生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内。原始性的、物质性的和无意识的冲动，伴随着理性化、资本化和文明化的进程同时展开，生命被分割成两个世界，彼此矛盾地交汇起来，正常和反常、控制和反抗、压抑和升华并行交错在一起。
潘公凯：在塞尚、高更和梵高的艺术生涯中，他们总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在再现或还原某种客观自然所具有的本真性，梵高会认为他画的那个旋涡般的星空就是最本真的， 他们都很真诚地这样认为。但其实，他们几个想还原的那个本真，实际上是最还原不了的，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所表达的是客观真理。这就是最有意思的问题所在。
“图”与“像”：塞尚的发现
孙向晨：潘老师，艺术史中常常用图像的概念说事，在汉语翻译中，也用“图像学”来转译潘诺夫斯基的学说。不过在您看来，“图”和“像”本质上有极其重要的差别， 究竟怎么来理解呢？
潘公凯：在潘诺夫斯基那里，图像就是图像。而翻译成中文后，“图像”这两个字是可以拆开来理解的。所以用“图”和“像”二字分开用于美术理论研究，是我从中文“图像”二字组合中获得的灵感。我觉得这么一拆，正好代表了图像的两大类型。
在我给中国学生讲课时，就特别方便好用。“图”和“像”的差别在于：所谓“像”， 首先有一个客观的愿望，就是要复制客观对象的外观。对客观的物理存在的外观感兴趣，想去摹写它，这个愿望是前提。“像”是眼睛看到的客体存在的表象，这个表象是直接映射到视网膜上的，是一个倒过来的小小的映像。视网膜上的视觉细胞产生的电讯号传入大脑，在大脑中形成具细表象。
渠敬东：眼睛是核心。
塞尚《山上的房子，普罗旺斯》，1904-1906，布面油画，现藏于白宫，出版社供图。
潘公凯：对于人的视觉而言，需要眼睛与大脑互相配合，视觉形象才能在大脑中显现。眼睛是一个最关键的中介，因为很大的视野到了视网膜上，实际上只是很小的一块颠倒的映像，这块映像转变成电讯号进入大脑，在大脑里面组合成可以被心理感知的图像。这种图像在我们闭上眼的时候是若隐若无的、变动不居的，是具体的、不完整的、多因素的。它是眼睛看到的表象在大脑中留下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可以随机组合和改变的，是我们进行形象思维的基础性的心理运作。这种表象记忆狗和猫也有，它们有很好的对人脸的识别和对主人的记忆。但它们不能运用这个记忆来做推理思考。
相比而言，“图”是理解性的，是在客体对象之具细表象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抽象性思考的结果。这里说的抽象性思考，其实也不是很准确，这个“抽”字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图”是不能直接从“像”上面抽取出来的。
例如，在一个圆形的球体上抽不出一个平面的几何圆。这里面有一个匹配试错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被艺术家和研究者忽略。因为眼睛所看到的“像”特别复杂，是多因素和多种偶然光色的复合体，你若要将其在画面上呈现出来，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
小孩要画坐着的妈妈，其实是画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技巧。他只能画一个圆圈算妈妈的脑袋，画一个方块算妈妈的身子，画两条直线算是腿，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站着的妈妈，这就是“图”。这个“图”和坐着的妈妈的形态几乎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图” 不是从坐着的妈妈的表象上抽取出来的，而是在小孩的大脑中通过理解和匹配组合构成的。
这样的由理解构成的简单图形，小朋友和原始人类通过比对匹配基本上都会画，但狗和猫不会。这些简单图形经过流传逐步稳定下来，在文明发展过程中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形成比较复杂的程式，这种程式化的带有指代性的系列符号，就是“图”。
“像”与“图”的区别在现代视觉心理学中似乎也没有做过学理上的区分，我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做中西绘画的比较，认真对此做了思考，提出了“具细表象” 和“概略表象”两个概念来加以区分，在三年前做笔墨讲座的时候又提出了“像” 与“图”的区分，意思差不多。
但这两项区分非常重要，它不仅用来说明中国和西方两大绘画系统的不同，而且用来说明西方的古典―现代转折和中国的宋―元转折，我提出的这两项绘画心理学区分，在视觉艺术研究中作为工具非常管用。
我的外孙女，开头连这个圆圈也不会画。她乱涂一通，说这就是了，她妈妈说不对、不像，她就涂了很多，她妈妈说这个有点像，她就知道这个有点像，她妈妈让她再画一个，但是画得又不像，让她再画一个，这个有点像。经过这样不断试错以后，她就建立了一个联系，知道妈妈告诉我这个东西就是脸，这个东西可以指代脸。其实，圆圈所起的作用跟象形文字是一样的，是一个符号，一个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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