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战而下西夏，王伦用了战术欺骗，又是对天下各行省级别的官员调整，又是对知府一级的官员调动，又是宣扬建设洛阳西京打算迁都，着实让李乾顺等西夏君臣被迷惑了。
鲁智深突然出兵银州，史文恭气势汹汹地杀奔武威西凉府，吴玠在固原府又调兵遣将，让西夏一时不清楚，汉军究竟以哪一路为主攻。
所以鲁智深势如破竹地杀到了银州南的牛心亭军堡时，李乾顺仍旧不敢轻易调动兵力，万一他调动静塞军司，吴玠却突然从固原府杀了过来，岂不是中门大开？
故而夏州兵马紧急向银州方向增援，鲁智深便将二州兵力都吸引在了牛心亭方向，这个时候广惠大师也出手了。
在攻灭西夏的计划制定后，王伦便传令一直坐镇唐隆城的广惠大师南下石州昌化府，等到鲁智深那里吸引了二州兵力后，广惠大师突然强渡黄河，从昌化府的临泉县杀到了银州北。
不到十天时间，汉军就从两个方向完成了对银州的包围。
此前王伦就已经派了王定六巡视黄河，并协助建设黄河渡口、桥梁、关津等，孟康也抽空协助改进了一种较为适合黄河水流湍急处运输的小船。
当初汉军北进攻打唐隆城时，就曾经尝试过依托黄河水陆并进，于是这一次攻打西夏，广惠大师与鲁智深彼此配合，又完成了一次小规模的水陆并进。
史文恭则气势汹汹地从皋兰府广武县杀出，逼近了济桑砦，切断了西凉府向东的道路，李乾顺慌忙从应州应理城调动了一支蕃兵增援，这支西夏人眼中的“蕃兵”，其实就是唐朝末年从西域内迁的一部分沙陀人。
然后他们就被从循化府赶来的酆泰领兵拦截，西夏与新汉的蕃兵就此展开了大混战。
在华夏的政治传统中，宗藩羁縻制度下，大致是分两种情况的，第一种是外藩，比如王氏高丽之与现如今的新汉，外藩小国对中原王朝称臣，接受册封，其内部事务中原王朝并不插手，但若中原王朝要出兵攻打某个敌对势力，是有权要求外藩小国出兵跟随的。
第二种则是内藩，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前宋时诸吐蕃、羌、党项内附，宋朝允许他们以部落的方式转为村寨生活，也要缴纳赋税，朝廷一般会任命部落首领为官，在部落、村寨内部，这些异族仍旧享受自治权。
无论是前宋还是西夏、新汉，对于这种内藩都是要努力消化，使他们转为熟户，并最终纳入编户齐民当中的。
只是这一点上，新汉比西夏的步伐跨得稍微大一些，已经设循化府、设流官，将熟户也纳入到吏员考试当中，也就是认可他们中原子民的身份了。
酆泰在前宋时就曾担任熙河路的蕃兵都指挥使，所以他对蕃兵很是熟悉和了解，也支持王伦的政策，那就是在军事压服的基础上，公平对待这些异族熟户。
在这个时代，公平是很奢侈的一件事，不要说汉人喜欢欺压少数民族，前宋、辽国、西夏、金国都是一样的，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欺压甚至并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只是被统治阶级们刻意转化为民族矛盾而已。
王伦的民族政策放在后世很正常，甚至显得十分苛刻，比如他要求异族必须接受汉文化习俗，强行推动汉化，而一旦诸部落民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只要不反抗，不造反，那么官府也就一视同仁，既不会刻意优待，也不会继续歧视。
但这种相对的公平，显然是朝廷将底层百姓们真正当作人来看待了，却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中原王朝在制度和理念上的优势。
在广武县北部偏东的这一场两国蕃兵的大战，毫无悬念地以汉军大胜为结束，大约一千四百余名西夏沙陀人投降，在酆泰的插手下，史文恭顺利地完成了对西凉府的包围。
史文恭没有着急立刻对西凉府发起进攻，他觉得可以与酆泰联手，尝试一下“围点打援”，但西夏国内的反应却变得迟钝了起来。
李乾顺现在已经看明白了汉军的战术，但是固原府那里吴玠的大军就停在折会、萌井两个西夏军砦的南侧，他无法断定这一路汉军是不是会突然杀出来，顿时变得手足无措了起来。
这就是汉军站在进攻方的好处了，不管哪一路突破，只要取得战果就是胜利，而作为防守方的西夏，又无法轻易舍弃任何一个军砦或者城池。
单单一个吴玠、吴璘兄弟，西夏方面还不至于害怕到这种地步，但固原府东面还坐镇着老将姚古，西面会州彭原府坐镇着曲端。
朝廷的文官们原本推荐种师中为统帅，但种师中本人无意，他年纪实在大了，七十多岁了，实在没有这般精力和体力指挥一场灭国之战。
至于与种师中齐名的老将姚古，他也有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同样上了年纪。而且姚古还有一个缺点，他作战固然勇猛，但用兵太糙、太粗放，与汉军诸兵种配合、通信及时的整体战术风格并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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