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龙府待的那个冬天，王伦就开始认真仔细思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的思路很清晰，所有的事务，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民富、国强”。
因此除了基础的农业生产之外，王伦还提出了朝廷将会继续加大对各行省制造业、加工业的扶持，尤其是一部分对外的贸易产品，朝廷可以通过市舶司返税的方式给予政策上的优待。
朝廷将会在内陆，针对漠南漠北、西夏、吐蕃、西域等地，设置互市司，仿照沿海诸行省市舶司例，对参与的民间商队的商业行为进行统一管理。
这种管理并不是说互市司直接接管商品的贸易，而是对商业信息情报进行收集、对商业税务的管理、征收以及免返。
当初蓬莱府市舶司开设时，就有山东行省的许多海商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朝廷这是“与民争利”，但在汉军的武力威慑下、在水师不断清剿打击海盗、疏通航线后，这些声音也就消失了。
同样地，萧嘉穗在江南也是为了消除来自民间的诸多反对。
市舶司与互市司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及时的情报共享，为民间商队提供货物的价格指导，这是切实的利民好事。
所以王伦提出的诸多政策，基本都没有得到太多臣子的反对，但是他最后一条政策，却引起了不少反对。
先前王伦与萧嘉穗商议后，在蓬莱府首先试验性地推行了乡议局制度，不拘行业、不限年龄、更不看家世，而是从蓬莱府各行各业挑选人员，以乡议大夫为名，讨论本府的各项事务。
这其实就是朝廷将行政监督权、官府事务建议权的一部分下放给了民间，这个权力并不是给予地方官府的，而是为了让最底层的百姓们也有一个发声的通道，让最底层的声音可以传达上来。
之所以选蓬莱府，是因为当初王伦领兵攻打登莱二州，对这里来了一次大清洗，官员基本都是从梁山旧将中挑选，而且蓬莱府很早就推行了吏员考试，培养出了一批新派的官吏人才。
如今蓬莱府已经发展成为新朝北方最大的港口，商贸极其发达，朝廷诸多新政，在蓬莱府推行也极其到位，便成为山东行省乃至北方数省最繁华、最有钱的一个府。
于是在蓬莱府就出现了相当一批靠着加工业、制造业壮大起来的作坊，甚至形成了多类型的产业群与产业链，也培养出了大批的产业工人。
自古以来华夏就有“士农工商”四类人等，虽然所有的皇帝和统治者们的口中，四类人是平等的，但商人的地位从来都不高。
王伦也无意将商人的政治、社会地位提起来，实在是商人这个整体的群体是什么德行，他太了解了，为了利润，商人连国家和民族都敢出卖，就没有他们不敢干的事情。
所以王伦转而扶持工人，新汉的“士农工”皆为一等，商人仍旧处于下等。
他提出设立并推广乡议局制度，更为主要的是，要给农、工阶层提供一个发声通道，因为“士”天然处于统治阶层，而商人也往往有各种途径说话。
朝廷扶持工业，而这种古典时代的工业几乎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因此新汉的“农工”就可以视为一体，天然地处于同一阶层，或者说同一阶级。
如此一来，朝廷就在万民代表的基础上，代表农工的色彩更加强烈一些，也就有了更加广泛的民间基础。
新汉的朝臣们或许并没有清晰的阶级概念和理论，但当他们处于某个阶层时，总会自发维护本阶层群体的利益。
王伦要推行乡议局制度，就意味着官府在朝廷监察院体系的监督之外，又多了来自民间的监督，甚至乡议大夫们还可以对官府的事务进行建议，长此以往，岂不是说地方官不再是百姓的父母官，反而成了佣人奴仆么？
这一次萧嘉穗坚定地站在了王伦这一边，他是大商人出身，而且已经主动背叛了大商人阶级，王伦若能将乡议局制度推广下去，就意味着皇帝主动将权力让给百姓，这件事若是能够办成，那么他萧嘉穗就青史留名啊！
更为关键的是，乡议局一旦推广，就会是自下而上，在朝廷也会占据席位，而这个主导权，王伦已经打算交给中书省，也就是说，王伦是将乡议局制度按照类似于后世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打造的。
许贯忠的态度依旧谨慎，他是协助王伦掌舵天下的那个助手，朝廷推行的任何一项新政，他都必须谨慎考虑，因为他很清楚，再好的政策若是落实不到位、变了形，那就是恶政。
前宋王荆公变法为何失败，不就是因为地方推行走了样么？
国公之一的朱武依旧不发话，只要跟军事、跟枢密院事务无关，他宁肯当个隐身人，他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与会的三位新的国公。
林冲与韩世忠凑在一起，彼此对视了一眼，都觉得原来朝廷国事议论这么刺激，文官们吵起架来，跟武将们争论兵事一样火爆。
林冲难得聪明了一回，他知道王伦召自己三个新国公与会，不过是为了彰显朝廷对重臣的重视，这些事涉朝廷民政要务的政策，他又提不出有新意的看法，不如在一旁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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