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6日深夜，上海虹口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主管刑侦副局长通知侦查员们迅速赶往现场。
现场在虹口区天潼路478弄内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当侦查员们走进一楼的西厢房，扑面而来的是满目狼藉，柜橱的抽屉散乱在地上，旁边的卫生间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浸泡在放满水的浴缸里，临终前痛苦挣扎的神情令人不忍目睹……
分局的技术人员在一丝不苟地勘查现场。同时，侦查员开展现场调查访问。脸上挂满了悲伤而悔恨泪水的死者父亲在不断地叙说着事情的经过：那晚，他因邻居秦某之邀去搓麻将。搓到10点多钟，正酣战的他BP机响了，他赶紧请观战的牌客代替，起身回家回电。谁知打开家里的房门，他惊呆了，屋里一片狼藉，预感大祸临头，“涛涛！涛涛！”他大声地呼喊着儿子张海涛的小名。但全然没有回应。他转身冲进儿子的房间，依然没有儿子的踪影。“涛涛！”他急泪夺眶地冲进卫生间。此时，他的腿软了，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躺在浴缸里的儿子再也不会绽露天真无邪的笑容了……
一个多小时的现场勘查结束了，但结果却让侦查员们极度失望和愤怒：
没有取到一枚有价值的脚印———说明已被作案者临走前擦拭殆尽；
没有取到一枚有价值的指纹———说明作案者很可能是戴手套作案……
未能取得可供确定侦查方向的痕迹物证，留给的线索只是：死者系被他人掐颈而死，然后移尸卫生间浴缸；现场被劫中外货币（计15万元人民币）、大量金首饰和两架照相机。
5个多小时的调查访问工作初步告一段落。
分管局长立即召集侦查员开会讨论。侦查人员以各自的思路、直觉、睿智、经验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被害人的父亲是晚上8点多离家去邻居秦家搓麻将的；而9点左右，死者的婶婶还见过被害人；他父亲10点多回到家，案子已发生，说明发案时间就在9至10点间。而按照当时的惯例，这个时间段很少发生上门抢劫案。由此看来，罪犯是事先摸准了被害人家中的情况才下手的；
案发地是一幢老式石库门住宅，人多嘈杂、结构简陋，在此实施暴力犯罪要冒很大的风险。这说明凶手是胆大妄为的家伙；
现场出人口无撬压痕迹，凶手很可能与被害人相识，敲门入屋；被害人家住在这幢楼的西厢房，而整幢楼住的都是亲戚，各家间的墙壁隔音效果特别差，在如此差的作案环境中，又是在如此容易被人察觉的时间段里实施杀人抢劫犯罪，说明作案人作了精心严密的预谋；
凶手在作案中采取掐脖、绳勒、捂嘴等暴力手段，置被害人于死地，手段极其凶狠残忍，而且在搜寻财物时非常仔细，逃离现场时又放水、放煤气，以破坏痕迹和嗅源等，这些说明凶手作案相当老练，藏在虎狼般凶狠残忍背后的是狐狸般的狡猾。
被害人的父母在日本打工多年，其母现仍在日本。其父张某回沪后好露富，经常骑着一辆光彩照人的“太子”摩托车招摇过市。凶手选择目标如此明确，说明他们和张某熟识。
由此得出：此案系熟人所作，或由“牵线搭桥”者勾结他人作案。
从凶手在预谋、实施犯罪过程中暴露出的思维定势、行为特点、作案习惯等分析，凶手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中青年男性，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作案；
2、具有较丰富的反侦查经验，必有前科劣迹；
3、必定与被害人家熟悉甚至有交往。
据此，侦查工作的重点围绕张家的社会关系展开，其中当晚与张某一起搓麻将的人为重点中之重点。
此时，一个硕大的问号始终萦绕在侦查员的脑海里：张某为何偏偏在这段时间里外出搓麻将？是否有人在使调虎离山计？
据张某说，他当晚完全是碍于情面。因为秦家姐妹已经约了他好几次，前几次他都以装修新房太忙而回绝了。当晚的麻将“搭子”中还有一个叫杨国柱的男人，是秦的相好。传唤时恰好杨不在家，而调查结果显示，杨是个“老官司”。会不会是杨指使秦去邀约张，以达调虎离山之目的呢？如果是，那么他又是如何抽身去作案的呢？
姓秦的女人在回答询问时说，两个多星期前，杨国柱就说让我们把张某请来搓麻将，约了几次才约成，谁会想到又会发生那种事。
问她杨国柱搓麻将时，中途是否离开过？
她低着头想了好一会，终于想起来了：“中间出去过几次，第一次出去到附近的烟杂店换零钱作筹码，第二次是帮一个麻将客把孩子送回家，还有两次是去为大家买点心等，第五次说是回家了一次。时间都不长。”
正准备再次传唤杨国柱，他却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分局大门。
未及询问，他就抢着解释道：“1990年底，我住地的户籍警带着两位‘市局’的人来找我，说是了解浙江富阳一起杀人案案发时我的去向。我明明白白、详详细细地说清了，结果证明我是清白的。谁料这次发生了杀人案，又把我牵进去了，岂不是‘触霉头？”天下竟有此等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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